当前中国社会正面临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和“未富先老”的双重挑战，尤其是在当下我国正在迈入新时代的关键时刻，如何妥善化解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各种社会问题，已经关系到国家发展的宏观大局，而且也是关涉社会福祉的民生议题。2022年2月21日国务院印发了《“十四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规划》（以下简称“《规划》”）的重要文件，明确指出“我国老年人口规模大，老龄化速度快，老年人需求结构正在从生存型向发展型转变”（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2022）。上述文件为我们重新认识老年教育的本质，思考老龄社会如何从“问题思维”走向“生命发展思维”提供了新的思考方向。除此以外，《规划》还提出了“践行积极老龄观”的视角，而要践行老龄观的积极转变就意味着首先需要重新认识老年社会，重新评价老年人的生命价值。
就老年而言，其本身就是人一生中的一个自然发展阶段，而老年教育也同样是人的生涯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就如婴幼儿教育、青少年教育、成人教育一般，它们的本质都是关乎生命健康成长的科学。因此唯有深刻认识生命、理解教育，并引导社会重新认识老年、理解老年的生命意义与价值，才能重建积极老龄观，并助力建设新的服务老年社会的教育体系。《规划》中有关践行积极老龄观的第一个建议便是“创新发展老年教育”（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2022）。那么究竟应如何创新、如何发展，对已有的老年教育资源又应如何进行整合、开发和提升，尤其是处在新的历史时代，我们又应通过怎样的发展才能使老年教育成为集聚温度、提升精度、提高效度和拓展宽度的教育，并由此构建一个适应新时代老年教育新需求的服务体系，无疑这是一个需要全社会，尤其是教育界来共同努力思考并回应的重要问题。
新时代老年教育服务体系的构建，首先需要回应新时代社会发展的新需求。那么新时代是一个怎样的时代，老年教育服务体系又应如何构建才能体现新时代的发展特征与价值目标。具体而言，它应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必须回应新时代社会发展和人民对幸福生活追求的期待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2021年，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我们终于胜利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即在中华大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如今我们正在朝向第二个百年目标努力奋进。但与此同时，我们也面临一系列新的问题，尤其是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的不断加剧，由此而引发的诸多社会问题开始日益凸显进而影响社会的健康发展。一方面，人口老龄化对养老资金、养老基础设施、养老服务等公共服务需求的体量日益增大，造成社会保障、健康保健等福利需求的高涨，从而加剧国家财政负担；另一方面，老龄化也给家庭养老增添压力，越来越多的家庭将需要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呵护老人，这会因此削弱青壮年从事社会生产劳动的能力，从而造成人力资源的侵蚀与流失，并进一步影响国家经济发展的正常运作。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社会的老龄化就成为当前必须正视的问题。正如2021年11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中所述，“有效应对我国人口老龄化，事关国家发展全局，事关亿万百姓福祉，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对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具有重要意义”（中共中央 国务院, 2021）。要有效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关键之一就在于构建一个符合新时代发展要求的老年教育服务体系。关于老年教育服务体系的构建问题，实际上也正是《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明确提出要构建服务全民终身学习体系的重要一环。具体体现为通过完善老年教育的机构与活动场所，充分调动各种社会资源为老年人提供服务，以满足老年人对教育的多元化需求。从这个意义上来看，老年教育服务体系的建设不仅是一项教育事业，更是一项民生工程，其彰显的也是公益性、公平性和普惠性的价值属性，而这也正是新时代所呈现的重要特征。
简言之，构建老年教育服务体系，不仅有利于促进老年人的社会参与、健全养老服务体系，而且对于建设友好型的老年社会，促进老龄社会的健康发展等都具有重要价值。更为重要的是，它将回应新时代的社会发展需要以及人民对幸福生活的期待与要求，而由此实现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
（二）必须凸显老年教育的经济功能与社会价值
中国社会的老龄化当下面临程度持续加深和“未富先老”的双重挑战。一方面，近年来我国老龄化的程度在不断加剧：2017年我国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为1.5961亿，占总人口的11.4％；2021年末，65岁及以上人口已跃升为2.0056亿人，占总人口的14.2%（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 2022）。另一方面，相比先期进入老龄社会的发达国家，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时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要远低于前者，据统计只相当于前者的15%，这就呈现出了明显的“未富先老”问题。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剧会消耗社会资源、消解经济红利，而经济实力的减弱，反过来会大大增加解决老龄社会问题的难度。
面对经济层面的压力与现实，教育作为服务未来养老事业健康发展的重要路径与举措，如何既使得老年教育能够产生积极的社会价值，又关注老年教育所具有的经济效益，尤其是通过教育重新整合老年群体的资源结构，发挥老年群体的实践智慧，以此来实现服务整体社会的发展需要，无疑是老年教育应该思考的功能与意义。
关于发挥老年教育的经济效益问题，近年来党和政府在多项重要文件中有所体现。如2019年由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推进养老服务发展的意见》就提出要大力发展老年教育，“建立全国老年教育公共服务平台，鼓励各类教育机构通过多种形式举办或参与老年教育，推进老年教育资源、课程、师资共享，探索养教结合新模式，为社区、老年教育机构及养老服务机构等提供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办公厅, 2019）。又如《规划》中明确指出要“鼓励老年人继续发挥作用”“促进老年人社会参与。在全社会倡导积极老龄观，引导老年人根据自身情况，积极参与家庭、社区和社会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2022）。
总体而言，构建老年教育服务体系，将有助于开发老年人的资源财富，同时也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凸显老年教育经济社会价值的重要举措。因此，从长远的视角来看，构建老年教育服务体系，充分挖掘老年人的智慧潜力，则是“老有所为”在新时代背景下的一种新思考与新气象。
（三）必须极大提升老年群体的幸福感与获得感
构建新时代老年教育服务体系需要注意提升老年群体的幸福感与获得感，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应有利于老年人更好地融入社会。人在步入老年期以后，在生理、心理和社会层面都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如在生理方面，由于器官衰老导致记忆力衰退、反应迟钝、行动迟缓等；在心理层面，则容易产生失落感、空虚感和孤独感等；在社会层面，也会面临一系列因为人生阶段的转变而带来的角色适应障碍（叶忠海, 2014, p.70）。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帮助老年人适应角色变化、缓解心理焦虑，融入社会生活就变得尤其必要。通过发展老年教育、建设老年教育服务体系，就能够有效引导老年人适度参与社会活动、充实老年生活，并在提升生活情趣的同时为老年人提供新的知识和技术信息，以此帮助他们消除因年龄代沟与技术鸿沟而造成的自卑或不适应，并使他们在保持与时俱进的认知和创新能力的同时，实现自我价值与老有所为的理想。
其次，应有利于满足老年人精神文化的需求。众所周知，当物质生活达到一定水平之后，人的精神文化层面的需求就成为急需满足的议题。为了满足老年人精神文化层面的需求，并帮助其提升思想境界、增强精神能量，就需要精准定位老年人的精神需求，提供多样化的教育内容。其中构建具有“温度、精度、效度和广度”为特征的老年教育服务体系就显得尤为重要。
最后，应关注老年人受教育权的保障。现代社会的一般认知是把老年人视为衰老的象征，这种消极的态度导致把老年人看作社会的边缘与负担。无疑，上述偏见也是现代理性工具主义思维的产物。实际上，老年人曾为国家的发展贡献了青春和力量，老年人的历史功绩不容遗忘，而他们积累的人生经验与智慧更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因此，老年人接受教育不能仅仅被看作是单纯福利的提供，同时也是他们应该享有的基本权利，对此我们应高度重视。就此而言，发展老年教育、建设老年教育服务体系，需要突显的就是党和政府对权利意识的保护与重视。尤其是处在一个大力提倡“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时代，建设老年教育服务体系就不仅是为了满足老年人对终身学习的需求，同时也是提高生命和生活品质的重要保障。
（四）有利于促进国家教育体系的构建与完善
建设老年教育服务体系还有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完善国民教育体系乃至拓展终身教育体系。换言之，建设老年教育服务体系不仅有利于宏观教育体系内部各要素之间的优化组合，而且有利于不同办学主体之间的融通与衔接，对促进老年教育本体的健康与健全发展具有事半功倍的作用。
《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的重要目标之一就是构建一个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而老年教育作为全民终身学习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健全与否至关重要。目前，国际社会正在大力推进终身教育理念，其实践的重要目标之一就是创建一个学习型社会，而学习型社会的主体面向的是全体公民，其中老年群体的参与度已经成为一个不可或缺的关键要素。
综上所述，发展老年教育，加快促进老年教育服务体系的建设，凸显的是新时代我国深化社会主义建设的一项新思路与新战略，既要破解老龄社会面临的问题，也要由此提升新时代人民的幸福指数。教育的本质就是关注人的生命成长，通过教育可以唤起社会重新认识老年的本质、澄清老年教育的功能内涵，并让老年重新回归其本应具有的生命价值与社会地位，这正是积极老龄观的核心之所在。构建老年教育服务体系需要基于上述理念，精准、有效地服务于老年群体的生命历程与发展需要。
国内已有研究为构建新时代老年教育服务体系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具体可以分为几个方面。
一是关于老年教育体系构建的研究。已有研究从老龄社会的特征、学习型社会的建设以及终身教育体系完善的角度思考了老年教育服务体系的建设问题。如有学者（马良生, 1998）将老年教育看作终身教育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认为老年教育是建立和完善终身教育体系的必然要求，同时在促进学习型社会的建设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连明伟, 2008）。此类研究着眼于终身教育的视角，在充分肯定发展老年教育对终身教育体系构建的积极意义之外，将老年教育存在的问题置于终身教育体系的范畴中去思考。也有学者（吴遵民 等, 2019）从老龄社会的特征出发，提出应完善适应老龄社会的教育体系，即“基于老年社会的特征，依据老年人的发展需求，满足老年人对提高生活品质的向往，尤其是从发挥老年人积极作用的角度去重新思考和完善已有教育体系的缺陷与不足”，这种观点是期待通过对现有国民教育体系的改革去构建终身教育体系。
二是关于老年教育的问题与对策研究。众多学者从不同视角对老年教育的现实问题进行了剖析。如有学者（王英, 2009）基于社区工作的视角，剖析了社区老年教育对象狭窄、教育内容和形式单一、教育专业化服务水平不高、资源缺乏等问题。还有学者（郑新 等, 2018）立足于供给角度，指出老年教育存在资源供给有限、分配不均、课程体系设置不完善人才不足等问题。更有学者（黄欣 & 杨婷, 2020）从立法视角出发，指出老年教育存在法律地位缺失、政策保障缺位、教育定位缺漏等弊端。针对上述问题，学者们（杨庆芳 等, 2014; 高长海, 2014）都提出了应加强顶层设计、健全制度保障，整合有限资源、实现开放办学，坚持以人为本、构建学习同共体，拓宽老年教育内容等建议。
三是关于国外老年教育发展模式的研究。有学者针对个别国家进行了深入研究，如有学者（马莉, 2019）分析了以英国和澳大利亚为代表的“自主型”老年教育模式。该模式依托于第三年龄大学，在“自助学习”的原则指导下，允许老年人进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学习。这种方法对充分调动老年人的学习积极性，发挥老年人的资源优势提供了有益借鉴。也有学者（王梦云 & 翟洁, 2017）对西方不同的老年教育模式进行了分类比较，认为其共性在于保障机制趋于法制化、办学主体趋于多元化、经费投入趋于规范化、教育内容和方式趋于多样化，这些经验为我国老年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参考。
四是对我国老年教育政策的研究。有学者（马丽华 & 叶忠海, 2018）依据政策的发展动向，将老年教育的发展历程划分为初创期（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到1995年）、推广期（1996—2001年）、发展期（2002—2011年）和繁盛期（2012年至今）四个阶段。还有学者（于蕾, 2020）基于政策执行的综合视角，对老年教育政策执行阻滞问题进行了深入剖析，指出老年教育在政策文本层面，存在法律依据不足、政策体系之间关联性不足、政策价值负载“增能”不强、政策文本表述明晰性不够等问题；在政策执行主体层面，存在执行主体出现偏差行为、管理体制尚未理顺、监督机制不够健全等问题。上述研究为我们把握研究方向、推进落实政府的政策举措提供了实践导向。
基于以上现状，结合当前我国老年教育发展的实际状况，笔者认为有四个问题需要关注。一是目前国内对老年教育的理论研究深度尚不充分，尤其对认识老年教育至关重要的本质探讨几乎空白。若不能把握老年教育的本质属性，则将难以从根本上破解老年教育面临的现实困境。二是对老年教育内涵概念的认知不统一，概念的分歧会对老年教育服务体系的构建造成认识上的偏差。三是研究范围、对象的单一，目前国内研究通常集中在经济发达地区关注老年大学，而对欠发达地区及其他老年教育模式的研究则十分匮乏。四是研究的力度、效度与宽度均不充分，研究视野狭小，观点雷同的结果比比皆是，且大部分研究仅关注政策的解读与分析，尚缺乏从宏观视野整体把握老年教育体系的构建且既有深度又有宽度的研究。
（一）预期目标：提升四个“度”
知识与技术飞速迭代，信息化、数字化与智能化在加速社会生活方式转变的同时，也为老龄社会的建设提供了新的时代背景。新时代的老年人能否幸福生活和自由发展，是衡量老龄社会建设成效的关键要素。教育因关注人的生命成长，所以是一个重要的突破口。但从目前的状况来看，已有的老年教育无论是在发展目标还是质量功能上都已严重滞后，因此建设并完善老年教育服务体系势在必行。笔者认为新体系构建的预期目标有两个：一是加速推进积极老龄观的形成，同时通过教育的途径去激发老年人的生命价值，并逐步实现从“老化”到“优化”的转变；二是以满足老年人的发展性需求为宗旨，精准服务老年人在生命成长、精神文化和健康卫生等方面的现实需求，使老年教育从“泛化”走向“深化”。若要实现上述“两化”的转变，新时代老年教育服务体系构建的目标可以用“四个度”的提升来概括，即集聚温度、提高精度、提升效度和拓展宽度。
第一，新时代老年教育服务体系的构建应集聚温度，即基于对老年生命价值的尊重，注重提供有温度的老年教育服务。以往那种将老龄化视为社会问题、将老年人视作社会负担的观念，也使得原有教育体系中的老年教育定位偏于消极，不仅忽视老年人生命成长的内在规律，更压抑其继续发挥社会价值的可能。所以新体系的构建应以积极老龄观为基点，在加快转变老年教育观的同时，重塑社会对老年人的价值认知，以充分促进老年人的生命成长并发挥老年人的社会价值。由此才能满足新时代老年人的多元教育需求，回应社会发展对老年教育体系提出的新要求与新挑战。简言之，新时代的社会发展特征需要重新反思老年人的价值和老年教育的本质，并把尊重老年人的生命价值、聚集老年教育的温度作为首要目标。
第二，新时代老年教育服务体系的构建应提高精度，即对老年教育服务体系进行精准定位，并提供精细化服务。老年教育服务体系应通过高屋建瓴的顶层设计来进行整体性的构建，不应也不能脱离外部社会环境和原有教育体系来单独考虑，而应将其置于终身教育体系和学习型社会的建设中去定位，并关注外部环境的影响。另外，由于老年教育服务体系自身是一个复杂系统，其中又包括管理系统、资源系统、制度系统、评价系统等子系统，且牵涉诸多部门或机构之间的合作，因此需要对其中各要素的关系条分缕析，由此才能更加精准地发挥新体系的效用。作为特定服务对象的老年群体，其教育需要和发展特点则是精准定位新体系服务目标的基本点，我们应重新思考和调查老年群体的切实需要，并据此完善和优化老年教育服务的具体目标。这就意味着不仅要以整体性的视角去构建老年教育服务体系，还要更加精准地把握老年群体的需求，加强各组成要素之间的合作，并由此提升老年教育服务的精度。
第三，新时代老年教育服务体系的构建应提升效度，即围绕老年人的个性化教育需求，融合一切可利用的社会资源，通过体系的建设来大幅提高老年教育的质量与效率。换言之，新体系应进一步挖掘老年人的个性化需求，改变以往老年教育培养目标集中于休闲娱乐和健康保健，与老年人的真实教育需求脱节且质量不高、成效有限的状况。为此，根据各地的经济发展和文化建设的水平，着力汇集资源并推进均衡化举措，对提供多元和个性化的老年教育服务十分重要。应优化现有配置、融合其他资源，尤其是集聚政府、学校、社区和市场等一切社会资源，充盈老年教育的服务力量，这对提升老年教育的效度至关重要。要实现融合和均衡的理念，协调各方利益是一个关键要素，而这也必须依靠体系化的建设来达到优化资源、融合利用的目标。
第四，新时代老年教育服务体系的构建应关注宽度的拓展，即最大限度地拓宽老年人的受教范围，践行“愿学尽留”的原则，并尽可能地提供更加宽泛多样的老年教育学习内容。就老年教育服务体系的内涵而言，由于其服务对象是全体老年人，因此应以满足生命成长与发展的需求、提供全面的服务与支持为准则。但从现状来看，老年教育的受教范围仍然十分有限。在优质教育资源普遍存在挤兑的当下，一些优质的老年教育资源也是“一座难求”，有许多老年人因名额的限制而被拒之门外。“我国现有老年教育机构仅能提供小规模‘精英化老年教育’的机会，资源严重不足。以福建老年大学2021—2022学年招生情况为例，共开设8个系14个专业89门课程，设学制班301个，学员约1.4万人次，报名人数超过18万人，平均录取率不到8%。”（李明蓉, 2022）与此同时，从老年教育的内容与形式来看，也存在活动类型单一化、内容更新不及时的问题，上述困境的存在使得老年教育无法满足老年人对个性化教育的需求。因此新体系的构建应以惠及所有老年人为目标，在最大限度汇聚社会教育资源的基础上，尽可能拓宽老年人的受教范围，畅通老年教育的学习渠道，与时俱进地拓展老年教育的学习内容与形式。而在传统的健康保健、文化艺术、休闲娱乐活动之外，老年教育服务体系还应借助数字化的力量，进一步开拓与生活服务和生命成长相关的课程内容，同时通过搭建线上、线下融合发展的资源平台来加强各类教育资源的共享与共通。
（二）功能预设：以服务老年群体为导向，助力现代化建设
从我国老年教育发展历程中可以发现，以往较为注重的是发挥服务养老事业、增强社会福利保障的社会功能，而且受教范围狭窄，基本局限在部分退休干部群体中，面向全体老年人并促进其全面发展和生命成长的教育功能发挥得十分有限，最终往往被演化为一种较低水平的休闲娱乐活动。随着老龄社会的深入发展，老年教育的供需矛盾日益突出，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数量庞大的老年群体的终身学习需求日益强烈，但现有的老年教育服务体系却并不完善，教育资源的数量与质量都难以满足老年群体的个性化教育需求；二是老龄化背景下的社会发展与社会治理面临新的挑战，尤其需要培养适应时代发展变化的老年社会成员，发挥老年群体的力量服务社会，由此促进老年人融入社会。对此，完善我国老年教育体系、促进老年群体再社会化至关重要。
第一，新体系应充分关注并发挥老年教育的教育功能，促进老龄群体的终身发展。随着老年教育受教范围的扩大，教育需求的多样化越发凸显出已有服务的贫弱与匮乏。又因为我国老年人口基数大、文化水平以及地域与城乡之间老年教育服务水平参差不齐，因此老年教育促进老年群体终身发展的教育功能发挥得很不充分。对此，新时代老年教育服务体系应在促进老年人的身心健康发展、提升老年人的社会适应能力以及帮助老年人进一步发现生命的本质和价值方面下功夫，这种帮助相对于单纯满足老年人的兴趣爱好，在向老年人増权赋能并帮助其追求生命成长方面有了新的高度与深度。
第二，新体系的构建对进一步完善国家教育体系应具有推动与完善的作用。我国教育事业目前正在朝向现代化与高质量的方向前进，其中推进老年教育服务体系的构建是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形成的重要一环。换言之，新体系的构建不仅可以进一步明确老年教育在国家教育体系中的地位，还可以破除以往因其游离于教育与社会保障系统之间而导致的边界模糊、内涵缺失、质量低下等困境。由此通过体系的构建去加强其他各类教育与老年教育之间的融通、交流和合作。
第三，新体系应具有开发老年人力资源，助力社会现代化建设的经济功能。“老有所为”“老有所用”一直是老年教育期待实现的目标，意味着老年教育具有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使命担当。新时代的社会发展不仅要求老年教育服务体系能够提升老年人自身的职业能力以使其继续服务于社会经济事业的发展，还应发挥老年教育服务体系的组织和协调作用，将长期积累的经验与智慧传承下去，间接地服务于现代化的经济建设。此外，在我国社会治理和现代化发展的过程中，老年教育服务的均衡化是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目标，通过老年教育培养具有现代法治精神并积极参与基层治理的老年人，不仅可以为基层治理提供可靠的人才储备，还可以缓解大量因老龄群体的产生而出现的社会治理问题与矛盾。2022年8月中国老年人才网正式上线，为“老有所用”“老有所为”拓宽了人力资源的渠道。
就当下老年教育面临的主要问题来看，一是教育资源紧缺且各地区发展极不平衡；二是供需矛盾突出，“老年学校一座难求”现象频发。因此构建老年教育服务体系，首先就需要厘清当前面临的问题，只有破解这些问题，提升四个“度”的目标才有可能实现。
（一）老年教育资源不足
老年教育资源不足主要体现在总量性短缺以及财政资源和政策执行资源欠缺。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在2019年为1.7767亿人，2020年为1.9064亿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 2021），2021年末则高达2.0056亿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 2022）。随着老年群体数量的激增，对教育的需求也因为社会的安定、经济条件的改善而呈现持续增长的趋势，但与之对应的老年教育资源的供给总量却十分有限。截至2019年末，我国老年大学（学校）数量总共为76,296所，远程老年教育的学校数量共计6,345所（刁海峰, 2021）。2021年我国老年教育办学机构（包括县以上老年大学数和基层老年教育机构数）总计约11.1万所（邬沧萍 等, 2021a）。相比2亿多的老年人口总量，杯水车薪的老年教育资源十分堪忧。再就财政资源来看，若与初等、中等或高等教育相比，其更是只占微乎其微的分量。目前政府对老年教育的投入被放置于继续教育框架之中，其资金配置和长效投入都不受重视，处境十分“尴尬”。由于受各种负面因素的影响，市场的参与率也很低。上述困境直接影响了老年教育的供给范围与质量，同时也不利于老年教育机构、师资和设施的高质量配置与运作。此外，近年来国家虽然陆续出台了《老年教育发展规划（2016—2020）》《“十三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体系建设规划》《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养老服务发展的意见》等政策文件，但实践中的老年教育却仍然处在举步维艰的状态之中，究其原因是因为政策执行力度不够大。这又涉及对老年教育的内涵理解不深，政策功能定位不明，关联的部门众多，除教育部以外还包括全国老龄办、民政部、文化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处在“九龙治水”状况中的老年教育，因主体关系尚未理顺，权责归口不够明确，行政管理机制不甚完善，立法进程迟缓，而使仅有的一些资源处在利用率不高的状态之中。
（二）老年教育发展不充分
老年教育发展不充分主要体现在城乡与地域之间、家庭与社区之间以及“线上与线下”之间协同发展的不均衡与不到位。“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不仅深刻影响我国教育均衡和教育公平，同时也造成老年教育发展水平的巨大差异，如城市老年教育资源的供给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显著优于农村；城市老年人口的学习热情与教育参与率也明显高于农村老年人口。《老年教育蓝皮书：中国老年教育发展研究报告（2018—2020）》显示，我国华东地区（七省市）老年教育机构逾69,000所，占全国总数的近62%；西南西北地区（七省市区）只有逾11,000所，占比不足一成（邬沧萍 等, 2021b）。城乡与地区之间老年教育发展的不均衡严重制约了我国老年教育体系的构建。再如微观层面的家庭与社区老年教育也同样存在发展不充分的问题。特别是老年教育功能被置于社会治理主导的背景下，家庭和社区作为老年教育的重要阵地却缺少信息互通，缺乏代际教育破壁，缺少内容的衔接整合；社区老年教育也存在管理效能与资源共享程度低，体制归属不明，交叉运作方式混乱等困惑（万蓉, 2020）。与此同时，信息化、网络化、智能化技术手段固然可以重塑老年教育生态，但“数字鸿沟”却让老年人望而却步。因此如何规避技术风险，帮助老年人在保持与时俱进的认知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同时，能够实现自我价值与老有所为的理想；如何利用技术手段，扩大老年教育的资源供给，促进老年教育的协调、均衡发展，这些问题已成为智能时代老年教育发展亟待破解的课题与困惑。
（三）老年教育服务不深入
老年人口个性化的教育需求得不到满足，也是近年来老年教育深受困惑的问题之一。由于受多重因素的影响，老年教育至今没有确立其在各类教育活动尤其是国家教育体系中的基本地位。老年教育与其他教育活动以及社会活动之间的关系尚未理顺，至于教育服务的意识更是淡薄乃至阙如。相对最近“积极老龄化”的短暂推进与传播，“老年歧视”有着更为长期的历史，甚至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暴发以后还有加剧的趋势。换言之，对老年教育的认知错位和对老年人的刻板印象，是导致我国老年教育服务不够深入的重要原因之一。对此笔者曾就老年教育的本质问题进行过讨论，并基于世界图景演变的视角对当下工具理性的老年教育观进行了反思，认为现代机械论世界图景把人的价值体现为力量的强与弱，由此导致了老年教育与老龄化社会的深度捆绑。唯有让老年教育从崇尚力量的工具主义框架中跳将出来，还原到人作为生命本体的立场，方可使其重新回归教育“育人”的本质（吴遵民 等, 2022）。另外，心理学的研究表明，在没有生理和心理障碍的情况下，人的学习能力可以延伸到极老的年龄。换言之，老年人拥有完整的智力结晶、持久的好奇心、知识与经验的积累以及智慧处理新事物的能力，这些补偿性因素甚至使老年学习者比年轻人更具优势。但在崇尚力的社会，对老年人的认识却并非如此，他们认为老年人是缺失了力量的“年轻人”，儿童则是没有成熟的“年轻人”。由此将老年教育偏颇地定位为通过“教育”使老年人重新具有“力量”。上述观点无疑忽略了老年人的人生经验与智慧价值，弱化了老年人力资本中的文化生产性、精神生产性和经济生产性，由此加剧了老年教育资源的缺位、服务的浮于表面以及多元化学习需求的匮乏。
从以上问题的破解来看，新时代老年教育服务体系的构建不仅需要老年教育从“老化”到“优化”的转变，还需要老年教育服务从“泛化”向“深化”的持续发展，并从凝聚温度、提升精度、提高效度和拓展宽度的视角去全面提升老年教育的服务水平，最终达成构建高融合的教育机制、高保障的支持系统、高标准的教育供给的宏伟目标。
（一）新时代老年教育服务体系构建的基本框架
诚如以上所述，建设老年教育服务体系是《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规划中提出的构建服务全民终身学习教育体系的重要一环。具体体现为通过完善老年教育的机构与活动场所，充分调动各种社会资源为老年人服务，满足老年人的多元化需求。换言之，构建新时代老年教育服务体系的首要任务应是明确其组织架构与行政机制。
就组织架构而言，需要明确的是哪些机构可以纳入老年教育服务体系？《规划》第二十条明确提出支持各类有条件的学校举办老年大学（学校）、参与老年教育……推动各地开放大学举办“老年开放大学”，鼓励老年教育机构开展在线老年教育（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2022d）。笔者认为建设老年大学和促进开放大学转型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老年教育的供需矛盾，但却不足以支撑老年教育服务体系建设的格局。构建老年教育服务体系应考虑实现供给主体的多元化，如开放大学、老年学校、社区学校、各级各类高等院校和社会团体、养老服务机构、企业和个人均可提供老年教育服务，也均应参与构建老年教育服务体系。简言之，包括三类力量举办的教育机构，第一类是政府部门举办的各级各类老年教育机构，第二类是社会组织的非营利性机构、公益性教培机构、个体、家庭组织的学习共同体等，第三类是来自市场的社会力量举办的各类机构、平台，均应纳入老年教育服务体系的框架（如图1所示）。一方面老年教育服务供给主体通过多元化和合作的机制去优化其组织结构；另一方面构建老年教育体系迫切需要破除组织之间的资源壁垒，推动高等院校等组织服务老年学习，尤其是促进信息技术赋能老年教育，推进老年教育与老年疗养的结合，鼓励市场力量有序参与老年教育服务供给。
再就行政机制来看，需要解决的是如何赋权行政机构以优化资源利用效率的问题。固然将相关组织机构纳入老年教育服务体系以扩大老年教育供给十分重要，但确保各组织机构之间的合理统筹并有效运行也同样关键。有研究者对我国老年大学管理模式进行调查发现，我国老年教育管理主体主要包括老干部局、教委、老龄委、多部门，如民政、文广新局合管以及老年教育领导小组、老年大学主体管理部门等（王剑波, 2021, p.112）。由于事出多头，加之管理体制不畅，严重制约了老年教育服务体系的构建。事实上，针对行政归属不同、体制机制不同和利益需求不同而造成的组织机构之间的割裂与阻断，笔者曾建议在国家层面设立统筹各种教育资源并统管终身教育整体发展的推进办公室，在省、市、区级层面设立直属于地方政府的终身教育推进机构（吴遵民, 2020）。鉴于老年教育服务体系与终身教育体系之间的密切关系，笔者还认为应在政府体制中建立老年教育的专管部门，并隶属于国家和地方的终身教育推进机构，由此理顺各级老年教育组织管理机构之间的协同关系，并明确各自的权责归口与行政行为。与此同时还应处理好社会组织与个人、政府部门与市场之间的关系，以确保老年教育的提质增效。简言之，老年教育服务体系的行政架构，一方面通过加快教育行政体制机制的改革明确老年教育服务体系的管理职能，另一方面通过规制各供给资源主体的行为以确保组织机构的高效运行，将老年教育服务体系的构建落于实处。
老年教育服务体系的建设不仅是一项重要的教育事业，更是一项民生工程。在老年教育服务组织与行政架构的建设中，应充分考虑其与其他组织部门之间的关系，以确保能充分调动各项资源，服务于老年人的终身学习，切实提高老年教育的服务质量。
（二）新时代老年教育服务体系的构建路径
在上述论述中，笔者提出了“五个高”的原则，这也应该成为构建老年教育服务体系的方向与路径，即老年教育服务体系需实现高标准的教育供给、高融合的教育机制、高均衡的资源配置、高保障的支持系统、高效益的教育成效的具体目标。
其一，当前老年教育的供需矛盾十分突出，扩大资源供给已成为实践共识，但笔者认为强调高标准的教育供给尤为重要。换言之，扩大供给并不仅仅意味着各类老年教育机构数量的增加或社会各方力量的参与，而是需要从办学场所、规模、硬件设施、师资力量、课程教学等方面去保障质量，以规避低效的资源供给。还需要凝聚老年教育的温度、提升精度，即以高标准坚守老年教育的“育人”本质和“服务”功能。为了实现教育供给的“高标准”还必须明确老年教育从业人员和办学资质的门槛，着力于老年教育师资队伍的培养和建设，确立老年教育课程和教学资源的质量标准，并在增加市场性、社会性教育资源供给的同时，以制度规制行业形态发展，尤其需要警惕资本无序“捆绑”或“异化”老年教育使其成为盈利对象，对老年教育服务体系的构建造成伤害。
其二，针对老年教育在国家教育体系中的“边缘化”问题，建议以高融合的教育机制打通学校和校外教育的壁垒，以此促进各级各类教育资源的有效融通。一方面，需要加强老年教育与学前教育（家庭教育、幼儿教育）和学校教育（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以及继续教育（社区教育、成人教育）的衔接和融通，既要确立老年教育在国家教育体系中的作用与地位，又要大力整合、开发与利用各种资源发展老年教育。另一方面，需要打破已有封闭僵硬的教育形式与内容，通过功能强大的现代信息技术的利用，推动与发展网络与手机终端的个性化教育服务，搭建线上、线下终身教育一体化学习平台，实现教育资源的大融通与大融合，满足老年人的多元化学习需求，并把互为割裂的教育资源通过 “立交桥”的架构予以有机连接与融通。这也是提高老年教育质量，实现提升效度、拓展宽度目标的基础。
其三，以高均衡的资源配置破解老年教育发展的不充分、不均衡问题。长期以来我国老年教育主要由老年大学承担，其覆盖面窄，入座率低；老年教育结构性短缺严重，教育资源地区布局失衡、城乡发展差距大的问题十分严重。为了解决这一难题，首先需要在资源短缺的情况下拓展宽度，即大面积地扩大老年群体享有教育资源的范围，尽可能地提供更加宽泛多样的老年教育内容，以践行“愿学尽留”的原则；其次需要充分发挥“数字化”的技术优势，利用一体化学习平台打破资源配置的时空和地域限制，通过宣传渠道提升农村地区和欠发达地区老年教育的参与率，实现全民终身学习；最后需要在财政和制度方面建立对老年教育服务体系的长效支持机制，以覆盖城乡、公平普惠、多元参与、有效利用为原则统筹物力资源、数字资源、财政资源和人力资源等，加强老年教育服务体系的公平性建设。
其四，建立高保障的支持系统，即以不断完善的保障机制与政策法规支持老年教育服务体系的构建。目前我国老年教育行政主体之间统筹协调不畅，制约了老年教育资源的利用率，不利于提升老年教育服务水平。针对这一问题，需加快推进老年教育法制化建设和体制机制改革，即进一步明晰何种法定部门或受委托的机构参与老年教育的管理、运营与服务，其行政主体的行为与责任边界是什么，监督和评估机制怎么建立。如此才能在终身教育的背景下，遵循老年社会的发展规律，实现各级各类教育机构与其他机构（卫生、保健、福利、民政）之间的相互合作与协调。此外，在地方推进与落实国家老年教育政策的过程中，避免其在执行中因“失真”而阻碍服务体系的构建，是确保老年教育服务体系从中央到地方全面建构并实现“四个度”目标的必要保障。
其五，高效益的教育成效是构建老年教育服务体系的导向，也是评估老年教育实践的重要指标。老年教育服务体系应当提高教育质量与教学标准，满足老年人终身学习的需求，提高老年人的生命和生活品质，帮助老年人实现老有所育、老有所为、老有所乐，真正有效推动老年社会的发展，促进社会践行积极老龄观的理想。同时以高效益为标尺构建老年教育服务体系，方能实现促进老年人社会参与、完善国家教育体系、服务未来养老事业健康、健全发展的目标。
以上述“五个高”为导向，构建老年教育服务体系还需践行“精确定位、精准服务、精细管理”的策略。已有的老年教育资源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已严重滞后，能否提供精准服务并满足各类老年群体的学习需求，能否覆盖城乡不同区域的老年群体，以及能否提供多样化、精细化的教育资源以实现个性化的精准服务，是衡量体系构建是否达成最终成果的标尺。而所谓“精确定位、精准服务、精细管理”，就是对老年教育体系进行精确定位并制定精细服务的目标。这就需要利用一切可资利用的各种社会资源，围绕老年人的个性化教育需求，厘清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与老年教育服务体系之间的内在联系，通过体系建设大幅度提高老年教育质量与老年教育效率。与此同时，还要从老年人个体的角度，了解老年教育存在的差异性，如此才能实现老年教育服务的精度。比如以医、养、教有机结合的策略确保老年人的健康权与学习权的实现；以丰富多样的教育服务满足老年人多元化的学习需求；以充满人性化和人情味的管理提升老年教育服务的效率，并由此整体提升老年教育服务体系的水准。简言之，唯有从内部建设和外部保障上确保老年教育的效度，才能充分保障老年教育资源的有效利用、提升老年教育的服务质量。
教育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举措，也是回应新时代社会发展要求、尊重老年生命价值、使老年人获得幸福感的必由之路。本研究期待通过对老年教育的精确定位，推进教育服务体系的构建与完善，探寻为老年群体提供精准服务的路径，最终实现四个“度”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