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是党的二十大报告备受关注的核心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正是因为中国在人口结构、发展历程、文化特质、政治制度等方面所具有的独特性，使得很多问题的认识和解决必须充分立足中国实际、依托中国话语、施展中国智慧。中国职业教育如何发展正是万千“中国式问题”中的一个。职业教育现代化在不同区域内必然会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在不同区域的不同发展阶段也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决定这种异质性的主要因素在于各地区不同时期经济发展的基础和阶段性任务不同，不同的基础给职业教育发展提供的资源不同，不同的发展阶段对职业教育提出的需求也不同。21世纪以来，党和国家致力于促进职业教育现代化发展，在基础设施建设、生均经费、内涵建设等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然而随着内外部环境的变化，职业教育作为社会子系统所处的社会生态已经和先前大有不同，国外经验和已有发展基础难以提供有效支撑，一些新思想、新理念、新现象也需要新的逻辑和新的理论阐释。职业教育现代化开始步入“中国式”发展阶段，需要描绘中国式职业教育现代化的图景。
一、从“职业教育现代化”到“中国式职业教育现代化”
（一）我国职业教育现代化的已有基础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职业教育始终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的重要支撑。数以亿计的职业院校学生在接受了基本的职业知识、掌握了基本的职业技能后走向生产服务一线，有效支撑起了中国的工业化道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政府高度重视现代职业教育发展，从多方面加速了职业教育的现代化进程，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制度建设的现代化，即确立了职业教育的类型地位，“纵向贯通、横向融通”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基本建成。这一关键举措，破除了过去将职业教育视为层次教育的政策定位、思维方式和制度设计，是全社会关于职业教育的一次“思想解放”，为后续职业教育的发展扫清了理念和制度障碍。此外，近十年来职业教育进一步完善了标准化治理模式，形成了包括国家教学标准、中高职学校设置标准、教师专业标准、校长专业标准等在内的较为完善的国家职业教育标准体系。二是硬件建设的现代化。2020年，全国职业教育总投入突破5000亿元。高地建设、“双高计划”、提质培优三年行动计划带动几千亿地方经费和社会资本进入职业教育领域。财政经费占我国中职和高职教育经费收入的比重也分别达到了89%和69%，中高职生均经费制度建立并完善，中高职院校的办学硬件水平逐年提升。三是内涵建设的现代化。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三教”改革、现代学徒制试点、新形态教材改革等为代表的一批人才培养改革项目，进一步推进了能力本位、理实一体、行动导向的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改革。四是对外交往的现代化。伴随“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推进，目前我国职业院校与23个国家和地区合作建成25个鲁班工坊，在40多个国家和地区合作开设了“中文 职业教育”特色项目，与28个国家和地区开展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有1000多个，被国（境）外采用的专业教学标准有1000多项、课程标准有6000多项、专业课程有2000多门。
十年来职业教育的现代化发展，缓解了职业教育大而不强、优而不特的发展矛盾，实现了从学习到转化，再到创新和输出的新阶段。尤其是2021年“建设技能型社会”目标的提出，将职业教育的发展嵌入到了社会改革层面，形成了社会各界协同发展职业教育的新局面，夯实了迈向中国式职业教育现代化的基础。
（二）“中国式职业教育现代化”的意涵
尽管过去十年的职业教育现代化发展成果斐然，但一个核心问题仍未得到解答，即中国的职业教育现代化应走向何方？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从国外引进了大量的职业教育资源、经验和模式，推动了职业教育走出“复制普通教育”的发展困境。然而当职业教育开始探索独立发展道路时，“舶来品”解释和解决中国问题的能力就有了限度。如“现代学徒制”在自由劳动力市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和走工业化道路的中国是否行得通？德国引以为傲的“双元制”为何难以在我国广泛推行？我国为什么要走初中后分流的道路，且职业教育体系中的本科教育应如何定位？这些现实问题体现了我国职业教育发展内外部环境的特殊性，也意味着中国职业教育现代化应聚焦本土问题、立足本土实践、生发本土理论、建构本土话语，走“中国式职业教育现代化”发展道路。
“中国式职业教育现代化”指的是基于职业教育发展基本规律，立足中国发展需求和本土实践，探索中国职业教育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过程。理解这一概念的核心，要充分解构中国式职业教育现代化面临的中国问题、中国环境和中国目标。
1. 体制机制特色。与诸多西方国家的治理体制不同，我国职业教育一直以来均是在政府的强势主导下发展的，表现在公办职业学校在所有职业学校中占绝对主体地位，职业学校的办学经费主要来源于财政拨款，学校治理架构对标政府内部的科层制设计，学校领导通常由政府任命等。这源于我国的政治制度和文化特质，体现了我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机制优势。在政府统筹发展的基础上，我国逐渐形成了以学校这一专业化教育组织为基础的学校职业教育体系和制度，构成了我国职业教育的主力军。作为受政府主导的专业化教育组织，学校能高效地执行政府的政策，大规模、高质量地向市场提供技术技能人才，确保我国产业工人队伍建设的持续性和稳定性。当然，政府主导并不意味着排除市场的参与。在政府的协调和统筹下，市场主体凭借人力资本、技术资本等有序参与到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过程中，形成了“政府搭台、校企唱戏、优胜劣汰”的校企合作良性竞争格局。
2. 社会职能特色。从政治学和历史学的视角审视职业教育不难发现，一个国家职业教育的发展，受劳动者和雇佣者、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博弈关系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是劳动者争取自身权力的过程。2022年新修订的《职业教育法》将职业教育定义为“为了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使受教育者具备从事某种职业或者实现职业发展所需要的职业道德、科学文化与专业知识、技术技能等职业综合素质和行动能力而实施的教育，包括职业学校教育和职业培训”。这一法律层面的界定，超越了资本主义国家对职业教育“工具性”的定位和实施，明确了社会主义国家职业教育的育人导向和就业导向双重并举的社会职能。我国职业教育不仅服务社会充分就业，还在能工巧匠队伍建设、非遗传承等领域发挥重要作用，日益成为宣传中华文化、传承中华文明的载体。
3. 发展环境特色。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以70多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300余年走过的工业化进程。取得历史性成就的同时也需要认识到，目前我国还面临很多其他国家尚未遇到的问题，其中最显著的便是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存在明显差异，特别是东、中、西部差异较大。此外，城乡间在收入水平、教育机会、基础设施等方面也存在较大差距。工业化在不同区域也有不同进程，形成了工业1.0、2.0、3.0、4.0并存的发展格局。因此，长期以来我国逐渐形成了中央指导、省级统筹的职业教育治理架构，尤其是近年来实施的省部共建机制，既实现了中央对职业教育工作的统一领导，又使各省结合各自职业教育发展的历史基础和现实诉求，有的放矢地制定本地区职业教育发展规划。
4. 民族文化特色。21世纪以来，我国一直在追求职业教育的类型化和体系化发展，构建职业教育从中职到高职专科，再到职业本科乃至专业研究生的升学路径。此外，体系化的职业教育并未与普通教育相区隔，而是通过各种方式保留了两个体系的转换通道。这与不少西方国家对职业教育的发展策略存在本质差异。我国职业教育既“纵向贯通”又“横向融通”的发展模式，响应了中华民族“崇文重教”的文化特质。我国自古以来传承的“科举文化”深刻形塑了中国人民的学优则仕、公平竞争和择优选才的观念系统。学历对于学生而言不仅是人力资源市场的信号，更是实现阶层跃升、提升身份地位的象征。因此，“纵向贯通、横向融通”的制度设计既保留了职业教育自身的类型特征，也关照了千百年来形成的学历社会现实，符应了中华民族的文化秉性。在我国，接受职业教育的人，实现了经济上的收入增长和社会上的阶层跃迁。
（三）中国式职业教育现代化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中国式职业教育现代化不仅有着独特的“中国基因”，更需要解决中国发展道路上遇到的特殊问题。①政治层面，职业教育应助力产业工人队伍建设，进一步巩固党的执政根基。工人阶级的政治意识和政治参与，需要外部环境的推动和制度保障。教育是提升工人阶级政治意识、提升工人阶级领导和管理能力的重要载体。正是由于我国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性质，以及工人阶级作为领导阶级的地位，使得职业教育在我国具有了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②经济层面，职业教育应服务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建设和乡村振兴，尤其是找准我国实体经济发展在人才上的短板和优势，探索支撑实体经济发展的技术技能人才梯队建设。同时，职业教育也要响应我国企业走出去、教育走出去的国际化发展趋势，以职业教育为中介，以人力资本、技术资本的沟通，架起中外经济和产业合作的桥梁。③社会层面，职业教育应促进充分和高质量就业。我国是人口大国，且人力资本水平整体不高、分布不均。近年来，很多东南沿海城市，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地区，出现了招工难问题，“普工荒”“技工荒”并存。职业教育要为进城务工群体、下岗职工、失业青年等就业弱势群体提供高效率的人力资本提升服务，同时通过自身内部的体系构建，提升职业教育的办学层次和育人水平，填补教育回报较低的短板。④文化层面，职业教育需要树立和弘扬以劳动伟大、技能宝贵、工匠精神、职业道德等为核心的职业文化，提升职业教育赋予学习者个体文化资本的现实收益。
二、中国式职业教育现代化的图景
基于中国式职业教育现代化的基础和解决的核心问题，未来中国式职业教育现代化主要体现在体系建设、发展方式、办学格局和国际合作四个方面。
（一）多元体系的互融互通
我国的职业教育仅靠自身无法完成高质量发展的时代任务、彰显其服务发展的价值。追求职业教育的类型化发展，也并不代表职业教育故步自封。职业教育必须在与其他教育类型，以及与社会其他子系统的互动中，才能完成现代化发展的目标。因此，追求职业教育体系与其他社会子系统的互融互通，应是未来中国式职业教育现代化的首要目标。
职业教育与其他社会子系统的融通，依靠的是其独特的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逻辑、以技术知识为核心的人力资本要素，和以实践为内核的价值观与文化体系。在实践层面，互融互通主要体现在普职融通、科教融汇和产教融合三个层面。①普职融通解决的是职业教育的发展价值问题。受本国产业结构、教育发展基础、就业市场结构、政治理念和权力博弈等因素的影响，不同国家职业教育可根据普职融通的程度，划分为融合、独立和中间三种基本形态。我国未来的普职融通，主要走中等教育后分流和普职相对分离且互有沟通的中间形态。这种形态能确保职业教育坚守办学类型特色，维护职业教育育人和就业的双重功能，突出职业教育和通识教育间的互补性。②产教融合解决的是职业教育的发展方式问题。与普通教育的产教融合不同，职业教育的产教融合面向的是技术转化和实践环节的研发和人才培养，其目的在于解决从科学研究向生产生活应用过渡的“最后一公里”问题。只有通过产教融合，才能为职业教育办学提供知识来源，夯实职业教育作为社会子系统的存在合法性。未来的产教融合应以构建产教命运共同体的价值目标，尤其是要在制度层面破解信息不对称、权力不对称等产教融合的顽瘴痼疾。③科教融汇解决的是职业教育的发展动力问题。从知识论角度看，职业教育作为一种教育类型的知识论基础源于对技术知识的开发和使用。技术知识既源于基于实践的技术规则、技术诀窍等的积累，更源于科学理论知识的技术化。且随着科学对技术影响的不断加深，后者逐渐构成了职业教育课程内容和技术研发的主要知识来源。科教融汇能为职业教育营造技术知识生产的良好环境，提升职业教育课程建设和技术创新的质量。
（二）多样区域的均衡发展
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平衡在客观上导致了职业教育发展的区域差异。中国式职业教育现代化应努力促进区域间职业教育发展机会的公平性，通过机会公平创造均衡发展的条件。职业教育的均衡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①城乡职业教育的融合均衡发展。城市凭借其优质的生活资源，对人口和外部投资具有显著的虹吸效应。近年来县级职教中心的发展困境也主要源于生源的下降，以及持续不达标的生均经费投入。因此，未来应形成地区内城乡职业教育的融合发展格局，以城市和具有较好发展基础的县级职业院校，带动域内薄弱职业院校发展。地方财政应将带动发展的水平视为职业院校办学评价和拨款的重要参照。②东中西部职业教育的特色均衡发展。东中西部职业教育发展不平衡的核心因素在于财政投入的差异。未来应确保在办职业院校办学的条件全面达标，并在项目设置、评审和拨款机制上，把对接地方发展需求的特色性作为主要参照，鼓励“小而美”的特色职业院校做强做精。③中高职教育的贯通均衡发展。中等职业教育的基础性转向，决定了中职须在体系内实现与高等职业教育的贯通发展。中等职业教育应注重学生对核心素养、专业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掌握，并通过职业教育高考制度分流至职业专科和本科学校。未来可探索高职托管、高职附校、5年制高职等不同形式，促进中高职的一体化。
（三）多维共进的办学格局
中国式职业教育现代化不仅是宏大叙事，更体现在职业教育办学的方方面面。基于已有的现代化成就，未来的现代化办学应聚焦3个方面。①组织管理的现代化。职业教育治理的本质是政府、行业、企业、院校等主体围绕职业教育办学所形成的一种决策权结构。这种决策权结构受产业政策、经济环境、政治体制等影响，在不同时期有不同表现。我国现有职业教育治理结构仍深受以追求增长速度和规模扩张为主要特点的粗放式经济发展模式影响，在赋予产业主体人才培养自主权、协调不同主体之间权责关系等方面难以满足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的产业对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技能人才的需求，未来应聚焦产业链中高端需要的新型技能人才培养，实现职业院校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②师资队伍的现代化。我国职教教师的现代化建设应在“双师型教师”的基础上，走向职业专业化、组织团队化、教学研究化之路。确立职教教师作为一门职业的专业地位，是师资队伍现代化的基础。职教教师亟待建立特色化的专业标准，实现教师发展过程以标为纲、有标可依；通过职教教师的团队化建设，可最大程度集结不同领域的优质师资，发挥协同育人的合力，同时有助于职教师资的梯队化建设，促进师资队伍建设的连续性和系统性；职教教师还应摆脱对教书育人的静态理解，将教学过程视为一项生成性和研究性实践，让自身成为善于发现问题、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研究型教师，提升一线教书育人实践的理论水平。③育人模式的现代化。我国不仅有从国外引进并本土化的现代学徒制、双元制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更不乏基于本土实践探索而来的工学结合、订单式等人才培养模式。育人模式的中国式现代化并不意味着要新创概念或引入国外新理念，而是要让育人模式真正能够解决不同时代本土化的育人问题，体现中国本土话语体系，使之成为基于中国的实践智慧和社会环境生发出的系统经验。
（四）多边共赢的国际品牌
伴随“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推进，中国职业教育的国际化开始由过去的学习和吸收，走向转化和输出。一批中国教师、中国资源、中国经验进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以“鲁班工坊”为代表的中国职业教育品牌战略初见成效。未来打造中国式职业教育国际化，应抛弃“全盘复制”“强制输出”的模式，响应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主张，遵循中外、校企多边共赢的基本原则，基于其他国家的实际情况，推出一系列以中国经验、中国理论为核心的定制化服务方案，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解决技能短缺的现实问题。同时把以“鲁班工坊”为代表的职业教育品牌打造成资源共享、问题共研、知识共创、效益共享的合作平台，拓宽中国职业教育成果的国际影响力，打开中国教育对外合作的新市场。
三、中国式职业教育现代化的实现路径
中国式职业教育现代化必须依靠中国独特的社会制度优势和已有的学校职业教育发展基础，走出一条体现时代教育理念、回应本土化发展需求、彰显中华文化和民族秉性的职业教育发展之路。
（一）坚持统筹推进，发挥央地联动的治理体制优势
“中央统筹，地方负责”的职业教育治理体制是我国政治制度优势在社会治理领域的延伸。中央通过统筹全国资源，促进各地区职业教育的均衡发展；而地方则根据本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现实，在权限范围内制定本区域职业教育发展计划。事实证明，这一治理体制充分照顾到了职业教育地区发展不平衡的现实，并通过央地权责的动态调整，为区域职业教育特色化、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发挥的空间。这是中国式职业教育现代化的重要制度基础。
坚持央地联动的治理体制，应进一步完善和推进三大机制。一是部省共建机制。这是发挥中央和地方各自优势寻求问题解决办法的一种机制。中央相关部门将需要突破的难题交由地方一把手统筹实施，中央相关部门提供必要资源和政策支持，共建后的成果可酌情在其他省份推广。这一机制统一了中央教育部门统筹和地方一把手负责两种优势，实现了央地资源的互补，对于解决职业教育改革的深层次矛盾有重要价值。二是项目化治理机制。作为由分税制改革衍生而来的治理机制，项目化治理在强化中央对地方职业教育发展引领、维护职业教育区域发展机会公平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未来要在央地项目的互补、项目绩效评价标准等方面，进一步完善项目化治理的实施过程。三是试点-推广机制。我国幅员辽阔，发展环境差异较大，且各地资源禀赋和发展基础不同，很多经验、做法难以在全国统一推广。因此对于一些尚不成熟的方案、政策等，应发挥中央统筹的制度优势，坚持“先试点后推广”的工作机制，分批次遴选代表性强的单位、组织和区域开展试点工作，提升资源分配和利用效率。
（二）坚持类型定位，彰显职业教育的独特育人功能和价值
职业教育的育人价值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强化职业教育作为一种教育类型的育人功能。办好职业教育，一定要充分考虑本国政治制度、政治体制的基本特征，在政治原则上不动摇、不含糊，立足立德树人、三全育人、课程思政改革，加强对学习者的思想政治教育，时刻筑牢职业教育的思想防线。同时要深入推进能力本位课程模式改革，以课程改革带动“三教”改革，将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真正下沉到基层组织、基础环节和基本要素，培养适应新经济、新产业、新技术、新模式的新型产业工人和技术技能人才。二是要发挥职业自身的育人功能。职业的育人功能源于职业背后的社会分工机制、职业蕴含的技术原理，以及从事职业过程中的劳动价值。各地可基于区域职业教育资源，开发面向不同学段学生的职业启蒙、职业体验、生涯教育和劳动教育资源，并推动普通学校和职业学校联合开展职业类教育活动。同时鼓励各地探索高中教育多样化发展方式，鼓励开办以职业知识传授和职业技能训练为特色的普通高中和综合高中，探索将专业性强的职业技能类课程纳入普通高考的选考科目，通过评价内容和方式的改革，引导和促进职普融通。
（三）坚持服务发展，促进个人发展和国家需求有机统一
服务人的全面发展和经济社会发展是职业教育的两大基本定位。一方面，职业教育是国民教育体系和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兼具谋生和人的全面发展两个职能，其最终目的是帮助个体寻求社会价值；另一方面，职业教育是嵌入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跨界教育，具有鲜明的地域性和产业导向性。各行各业都需要职业教育稳定输出技术技能人才，面向消费群体从事一线生产和服务活动。中国式职业教育现代化内在地需要实现个人发展和国家需求的统一，而我国的政治体制和社会治理模式客观上也为二者的统一提供了制度保障。
从服务个人发展的角度看，职业教育应在现有“纵向贯通、横向融通”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贯通的深度和丰富融通的路径，稳步扩大职业本科教育招生规模，试点优质职业本科院校举办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扩大普通高校专业学位研究生从职业教育本科中的招生规模，逐步形成“中职-专科-本科-专业学位研究生”贯通的职业教育体系，同时两轨学生可凭借学分互换、转学考试、成绩转换等方式实现跨体系学习。从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职业教育应探索不同形式的产教融合路径，促进产教融合的实体化运作，基于区域层面和行业层面不同功能的产教命运共同体，破解生产资源共享和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
（四）坚持开放包容，打造国际职业教育发展共同体
近代以来，历经习欧、仿日、学美、效苏等一百多年学习国外职业教育的经验告诉我们，职业教育涉及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任何单一的经验和模式都难以覆盖所有国家和地区的需求。我国的职业教育在经过“请进来”后，进入“走出去”阶段。要想突现顺利走出去，既要有一套成熟的话语体系和成果支撑，更要根据引入国家或地区的实际情况做在地化处理。因此，我国未来的职业教育国际化方式，应从经验、模式、资源的直接输出过渡到平台化共享，与友好国家共同做大做强职业教育发展市场，以中国品牌和中国思维引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同打造国际职业教育发展共同体。
打造国际职业教育发展共同体应立足三大举措：一是形成完整系统的中国职业教育发展思想和人才培养模式，尤其是要高度凝练出体现职教特质、彰显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发展核心关键词，形成有理论、易推广、好解释的中国职业教育品牌及其内容体系。二是要打造易于国际传播、理解和使用的专业课程与教学资源，尤其是要做好对我国通用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关键概念，如能力、专业教学标准、人才培养方案、课程标准等的翻译和解释。三是要精准判断本国企业出海和他国职业教育发展的真实需求，要把“鲁班工坊”打造成中外职业教育发展合作基地，定期邀请当地中外企业和职业学校管理者座谈交流，让中国资源、经验和模式嵌入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融入当地文化传统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