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教育，并非一“分流”就定终身-九游会电竞

摘要：2021年全国职业教育大会召开，《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出台；2022年的全国两会上，不少代表委员对职业教育的发展建言献策，职业教育已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近日，我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专业的第一位博士生导师石伟平教授就如何重新认识职业教育、发展职业教育，缓解教育焦虑等热点问题接受《解放日报·上观新闻》记者徐蓓的专访。本刊特此予以转载，并经原作者审改修正。

关键词：职业教育；普职分流；职教高考

问：在我国，9年义务教育结束后，每个学生都将迎来“普职分流”。在许多家长看来，如果孩子中考没考好，进了职业学校，将来就没前途，因此非常焦虑。某种程度上，“普职分流”是教育焦虑的一个源头。那么，追根溯源，“普职分流”的政策当初是如何制定的呢？

答：“普职分流”是我们国家一项既定的教育政策。上世纪80年代初期，国家开始酝酿中等教育结构改革，并进行了一次全面调研。当时的背景是，文革期间我国的技校和中专都停办了，只有普通高中还在招生。文革后虽然恢复了一部分技校和中专，但高中阶段仍以普通高中为主，占85%左右。改革开放后，经济发展的步伐加快了，各行各业对应用型人才的需求也开始加大，但是普通高中的毕业生无法满足这些需求。另一方面，那么多的学生读普通高中，只有一条出路，如果进不了大学，又没有一定的技能，怎么就业呢？针对这些情况，有关领导和教育专家考察了国外职业教育。德国职业教育的成功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在相当于我国的高中的阶段，德国“普职分流”的比例大约是3∶7，也就是有70%的学生进入到职业学校，只有30%进入到普通高中。当时就有人提出要以德国作为参照来确定我国“普职分流”的比例。

问：普职比最后又是如何确定的呢？

答：华东师范大学的团队在调研基础上进行了大量的论证，最终得出结论：基于各地经济现状的不同，普职比应该有所不同。那些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产业集中度高，人才需求量大，职业教育的比重应该大一点；反之，那些欠发达地区，就业岗位有限，普通高中的比例可以高一些。所以，普职比的理想状态是5∶5，但不搞一刀切，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可以是4∶6，也可以是6∶4。1985年5月27日，中共中央颁布了《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其中明确要求贯彻调整中等教育结构的方针，提出要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高中阶段普职比例要大体相当。“普职分流”被确定下来后，成了一个既定的教育政策，实际上从1980年开始一直延续至今。

问：目前上海初中毕业生“普职分流”的比例大致是多少呢？

答：长期以来，上海的普职比基本维持在6∶4。也就是说，60%的学生进入普通高中，40%进入中等职业学校。

问：中职学校的学生毕业后的去向怎么样？

答：刚开始的时候，职业学校的学生进一步升学的途径并不多，中专、职业高中、技工学校的学生（合称“三校生”，泛指正在接受中等职业教育的学生）毕业后大部分选择了就业；后来，有了“三校生”高考，一些成绩好的中职学生可以选择继续高考，如果考得好，个别学生能进本科，更多的学生进高职高专（高等职业学院和高等专科学校）继续深造；然后，上海基于多年前率先试点“五年一贯制”的经验，开展了中职学校和高职院校合作的贯通培养，3年中职加2年高职，有相当一部分初中毕业生走了5年制“中高职贯通”这条路；再之后，又有了“中本贯通”（即中职教育与应用本科教育的贯通，中职段完成后可以通过转段考试升入本科段），也就是“3 4”，3年中职加4年本科，又有一部分学生中考之后直接进入7年制的中本贯通。所以实际上，中等职业学校的学生并不像以前那样毕业后都去就业了，而是有75%以上的学生选择了毕业后继续升学，而且基本上都能成功升学。

问：也就是说，中考之后40%分流进入职业学校的学生，其中每4个学生中有3个继续进入高职高专或应用本科学习？

答：是的。在长三角和珠三角这些经济发达地区，中职学生毕业以后直接升学的比例都在75%以上，有的省甚至达到85%以上。原来中等职业学校是以就业为主，升学为辅；现在是倒过来了，基本上中职毕业生是以升学为主，就业为辅。

问：为什么中职学校的毕业生大多数选择继续升学呢？

答：其中有两个原因。其一，中职毕业后，就业的岗位相对有限，所以很多学生希望读高职高专之后再就业，可以更易就业，更高质量就业。其二，高职毕业生更受企业青睐。如今，一些流水线上的工作岗位渐渐被工业机器人所取代，工厂不再需要很多工人；通过数字化管理，工厂也不需要很多管理人员。所以在技术人才中，对“灰领”人才的需求日益凸显。所谓灰领人才，既不是白领也不是蓝领，主要包括技术员、工程师等。工厂原来的人才结构是金字塔形的，一个工程师、两三个技术员、几十个工人；而在现在的先进企业中，人才结构呈现出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形，这是未来就业的一个新趋势。所以，高职毕业生作为灰领人才的主力军，在就业市场上有更大的优势。

问：这是不是意味着高等职业教育将成为职业教育发展的“重头戏”？

答：是这样的。高等职业教育除了高职高专，还包括职业本科，它的招生应该是主要面向中职毕业生。稳步发展职业本科，让更多中职毕业生接受高质量的职业本科教育，形成职业教育中高本一体化的培养模式，这是职业教育下一步的重点，我们的目标是在未来形成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齐头并进的格局。

问：刚刚举行的全国两会上，不少代表、委员建议加快制定并推行全国统一“职教高考”制度实施方案。所谓的“职教高考”和普通高考有什么不同？

答：职教高考，是指职业教育的专门性高考。现在的中职毕业生如果想升学，大多只能通过“三校生”考试、专科自主招生等，但这些考试和普通高考类似，学生所学的职业技能水平并没有得到充分体现。而职教高考的总体内容包括“文化素养 职业技能”，具体考试方案还在设计中。职教高考是一种极其重要的导向，必须精心设计，千万不能照搬普通高考的模式。所以我建议，职教高考可以借鉴我国台湾地区的做法。台湾地区面向职业学校学生的高考，内容也是“文化素养 职业技能”。一方面，文化素养也考语数外等科目，但内容比较简单，所占的权重也不大；另一方面，职业技能除了考试外，还要看学生提供的各种职业证照（即职业技能证书）。台湾的职业证照分为甲乙丙三个等级，这些证照可以按不同的等级折算成分数，计入总成绩。还有，学生如果在技能大赛中获了奖，也可以折算成分数计入。这样一来，职教高考的“指挥棒”就可以引导职业学校的学生学习更多的职业技能。

问：最近几年，不断有人提出，把“普职分流”推迟到高中毕业以后。您怎么看？

答：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是在学生初中毕业以后开始实行普职分流，像德国甚至在初中阶段就已经开始为分流作准备。事实上，确实有一些孩子不适合继续读普通高中。他们的学习基础较差，学习能力也较弱，这样的孩子占到15%左右，现在的普通高中根本不适合他们。很多家长也许没有想过，如果让这些孩子到普通高中去接受教育，他们会因为语数外成绩跟不上，很难继续学业，而且因为被认为是差生，备受歧视。据我了解，职业学校的学生中，即便有的佼佼者勉强考上本科院校，也很难通过高等数学、大学物理、英语四级这三门课程，也就是说他们很难顺利毕业。而一些家长不顾这些事实，受“唯有读书高”的传统观念影响，一味地让孩子继续读高中、读本科，使孩子越读越厌学，越读越自卑。教育的原则有很多，但是最重要的一条原则就是因材施教。没有因材施教，就不可能有效率；没有效率，谈何公平？每个孩子只有找到适合自己的教育方式，才能得到充分的发展。

问：但在许多家长心目中，职业学校是一个差生扎堆的地方。这个标签让人不安？

答：职业学校和普通高中相比，其实并没有多大的区别。虽然职业学校的学生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缺乏自信、学习习惯不好，很多家长担心把孩子送到职业学校去学习，没学到知识，人反而学坏了。但事实上，职业学校对学生行为规范方面的管理，远比普通高中严格得多。我接触过很多职业学校的学生，他们的心理都经历了一个变化过程。他们刚刚来到职业学校的时候，由于过去在义务教育阶段学习成绩不好，长期受到老师批评、同学歧视、家长打骂，整个人灰头土脸的，他们中的有些人甚至自暴自弃。其实，他们内心深处非常渴望得到老师、家长、同学的认可。职业学校的老师对这一点是特别关注的。怎么让这些孩子重拾信心？上海的职业学校在德育教育、社团活动等方面下了很大功夫，目的是让每个孩子都找到自己擅长的东西，从而找回他们的自信。同时，让他们能够掌握一技之长，然后昂头走向社会。这些学生中的很多人后来成了企业的技术精英、管理骨干。

问：要缓解家长的教育焦虑，最关键的还是要转变观念？

答：是的，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顾明远先生说，不要把学生分成三六九等。我认为，同样不应该把教育分成三六九等。现在很多人一想到职业教育，就觉得职业学校里都是学习成绩差、行为习惯差的学生，进而认为职业教育也是低端的教育。其实根本不是这样。职业学校里的这些孩子不应该被贴上差生的标签，每一个学生都不能被放弃。教育工作者需要思考的是：他们到底适合接受什么样的教育，才能让他们的人生出彩？这其实也是我们每一位家长应该思考的问题。

问：除了转变观念，您认为还可以采取什么措施来缓解家长的焦虑？

答：我建议，在中小学广泛开展职业生涯教育与指导。这在西方发达国家是比较普遍的。20世纪90年代，我在英国留学的时候，发现英国每所学校里都有一个职业生涯中心，有专门的职业生涯指导老师给学生上课，教孩子们做职业生涯规划。职业生涯中心里有测评软件，每个孩子都可以去测试，软件会提示适合你的一些职业。孩子和家长也可以一起去咨询有关未来的职业规划，老师会进行个别指导，就像心理咨询一样。在英国、美国、德国等发达国家，职业生涯教育与指导是作为一种教育制度实行的。它包括三个步骤：第一步，根据孩子的兴趣爱好，确定孩子未来可能的职业倾向。第二步，社会上有一些职业体验中心，学校会定期组织孩子去体验自己喜欢的职业，看看孩子是不是真的喜欢。第三步，进行职业生涯指导。学校还会根据学生不同的职业方向，开设相关的选修课以及课外活动。

问：开展生涯教育与指导有什么好处？

答：通过开展生涯教育与指导，可以让家长对孩子有更深的认识。第一，自己的孩子是一块什么样的“材料”。第二，他适合成为什么样的人才（职业生涯）。第三，他需要接受什么样的教育（应该选择什么样的学校和课程、参加什么样的活动）。第四，学校、家庭、社会应该提供什么样的支持。这样的话，家长就不会那么焦虑了。而且，学生一旦有了目标，学习积极性就会大大提高。德国、芬兰、瑞士、奥地利这些国家，在我们的高中阶段，有六七成的学生分流进了职业学校。事实上，这些国家的高等教育早就普及了，人人都可以上大学，那么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不上大学而愿意去职业学校呢？因为那是他们按照自己的个性和兴趣做出的选择。

问：国外在职业教育方面还有哪些好的经验？

答：英国建立了“国家资格框架”，强调学历证书与职业资格证书“等值”，这样就不会出现学历至上的问题。你如果愿意考大学，就走学历教育的道路；你如果想早点就业，就去接受职业教育，去考职业资格证书，而且这不影响你将来继续接受高等教育。走哪一条路，完全由你自己选择。美国的情况则不同。美国为学生的未来职业做准备的教育机构是社区学院。社区学院相当于我们国家的专科学校，学制为两年。读社区学院也可以有两种选择，一种是读完之后就去就业，还有一种是社区学院毕业后直接进大学读三年级，这些都由学生自己选择。我在美国遇到过一些学生，他们学习成绩很出色，大家都觉得他们应该选择好的大学，但他们偏偏选择了社区学院。这些学生普遍学习很自觉、很投入，因为这是他们自己选择的路。

问：在您看来，目前我国职业教育发展存在的最大问题是什么？

答：制约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最大问题并不在职业教育本身，而在于社会的薪酬制度。过去，上海的工人社会地位比较高，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工人的薪酬待遇比较好。当时实行八级工资制，最高的八级技工的工资相当于大学二级教授的工资，所以很多人都去读技校。为什么日本人愿意去当工人？因为日本工人的薪酬与技术员、工程师的薪酬是差不多的。所以，一个日本工人的目标，就是成为最好的工人，而不会去梦想成为一个技术员。而我国的现状是工人的薪资待遇普遍偏低。这也是职业教育缺乏吸引力的根本原因。好在最近有一个好消息：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透露，我国目前正探索建立“新八级工”制度，在学徒工、初级工、中级工、高级工、技师、高级技师、特级技师的基础上，再增设首席技师。对“八级工”的回归，我非常期待。

问：教育部等三部门在《制造业人才发展规划指南》中预测，到2025年，中国制造业会出现3 000万的人才缺口。这将给职业教育带来哪些机遇？

答：一个国家的人才，可以分为学术型人才和应用型人才两大类。应用型人才可以再细分为工程型人才、技术型人才和技能型人才，也就是我们讲的工程师、技术员和技术工人。一般来说，应用型人才在一个国家中应该至少占到70%，而我们国家的人才结构目前是失衡的。预测到2025年中国制造业会出现3 000万的人才缺口，其中不仅缺技术工人，更缺技师、高级技师。所以，要培养更多的应用型人才，必须大力发展职业教育。职业学校的学生在接受了更多更好的职业教育与培训后，能获取更高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将来胜任更加复杂的工作岗位，获取更高的薪酬收入，从而进入中等收入群体，享受更高品质的生活。这就是我所理解的技能型社会。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工人的薪资待遇一定会提高，关于职业教育的偏见也一定会被打破。

问：对于职业教育的未来，您还想对家长和学生说些什么？

答：我们需要重新认识职业教育。职业教育并非一选定终身。你可以选择继续升学，升到专科、本科，甚至成为专业学位的研究生，整个人才培养的体系是开放的、贯通的。你也可以选择就业，再通过开放大学、网络学院等渠道继续学习，最终达成自己的目标。每个人都可以有各自的成才途径和发展通道。我想讲一个发生在我身边的真实故事。我的同事、华东师大的一位老教授，他的孙子学习成绩一般，不过考高中没问题。中考的时候，孩子报考了工艺美术职业学院，5年制中高职贯通，主修玉石雕刻，这是他非常喜欢的专业。他在3年中职学习期间，由于学业优秀，获得了国家奖学金，大一时还荣获全国玉雕行业技能大赛二等奖。专科毕业后，他还想专升本继续深造。谁说职业教育不是一条金光大道？这个孩子的美好未来是可以预见的。这样的故事在我身边还有很多。职业学校不是一种无奈的选择，不是一种失败者的选择，而是学生的一种主动选择。在这里，我想对中国的家长说：不要一味地用爱的名义逼自己的孩子做这做那，全然不顾孩子真正对什么感兴趣。不要人云亦云，盲目拿自己的孩子去和别人的孩子攀比，给孩子制定不切实际的目标。条条道路通罗马，转变观念，放下焦虑，让孩子勇敢地走适合自己的道路。

作者介绍：石伟平（1957— ），男，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研究所名誉所长、上海市职业教育协会副会长、上海第二工业大学职业技术教师教育学院院长。

来源：《上海职业教育》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