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职业教育类型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应然逻辑、功能定位与推进策略
共同富裕是100年来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是中国人民的共同期盼和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2021年5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指出，共同富裕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中国特色，是全体人民通过辛勤劳动和相互帮助，普遍达到生活富裕富足、精神自信自强、环境宜居宜业、社会和谐和睦、公共服务普及普惠，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和幸福美好生活。推进共同富裕，关键在于探索出一条具有平衡性、协调性和包容性的高质量发展道路。职业教育作为与经济社会联系最紧密的教育类型，是推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因应之举，也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根本路径。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以下简称“新职教法”）明确了职业教育是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教育类型，为新时期职业教育类型化改革提供了法治保障。在此新的历史起点，明晰职业教育类型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应然逻辑、功能定位与推进策略，对彰显职业教育类型特色、推进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
（一）同等地位的确立吻合共同富裕的平衡性
在高质量发展中推进共同富裕，要求提高发展的平衡性，其核心在于“调整比例、优化结构、补齐短板”。职业教育长期被视为一个教育层次，在教育体系中处于弱势地位。在人才培养入口端，囿于教育体系不健全、评价机制不完善和人才选拔的“筛子”效应，职业院校的生源大多是经历中、高考分流后的“落榜生”，致使职业教育生源结构失调。在人才培养过程中，职业教育内容、教学途径、研究范式和评价标准等向普通教育“漂移”，没有凸显职业教育类型属性。这挫损了职业教育教学与研究的独特性和独立性，造成教育系统结构失衡。在人才培养出口端，“将职业教育简化为职业培训，过分注重学生技能的自迁移，培养了大量机械型的‘工具人’，而忽视了学生技能的远迁移”，导致毕业生不能适应劳动力市场新需求，形成人才供需短板。职业教育的存在价值被弱化，难以适应共同富裕对提高发展平衡性的要求。进入新发展阶段，职业教育迫切需要确立与普通教育的同等地位，从而遵循自身发展规律，构建“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工学结合、行知合一”的特色育人模式，形成职业教育特有的话语体系，最终实现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平衡发展。
普职平衡发展不仅与职业教育类型定位相符，也契合共同富裕对教育发展平衡性的诉求。学界普遍认为，教育“公平、优质、均衡”发展有利于破解社会阶层流动壁垒，促进共同富裕“机会公平”，其首要任务是解决教育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教育发展的不平衡指向一种教育发展水平和教育资源配置方面的比较关系，主要体现为教育资源供求关系不平衡和教育发展要素不平衡两个方面。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发展的失衡是教育发展领域性要素不平衡的重要内容，具体表现为职业教育类型地位与其财政投入、政策支持、师资建设等资源供给不匹配，群众认可度不高。同等地位的确立，有利于补齐教育发展的“短板”，在立法和制度设计层面奠定了解决普职发展失衡问题的基础，吻合共同富裕对教育发展平衡性的诉求。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我们追求的发展是造福人民的发展，我们追求的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以教育“公平、优质、均衡”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举措，归根到底，是通过满足人民的教育诉求，增强个体人力资本和致富能力，进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同等地位的确立促使职业教育打破发展滞后的瓶颈，步入均衡、优质、公平的发展机遇期，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多“适合的教育”，满足人民对教育发展平衡性的诉求。
（二）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构建吻合共同富裕的协调性
在高质量发展中推进共同富裕，要求提高发展的协调性，聚焦城乡、区域、阶层、行业发展差距，着力“提低、扩中、限高”。从教育结构的角度看，职业教育类型化发展，“不只是强调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在性质上的差异，而且要求把职业教育建设成一个具有独立形态的体系”。一方面，要遵循以中职为基础、高职为主体、职业本科为引领的发展理念，推动不同职业教育层级纵向贯通，统筹协调职业院校、职业培训、人才培养层次、学科专业和评价标准等结构要素，形成良性、动态、协调的有机衔接关系，促使信息和物质在体系内部畅通并有效传递。另一方面，职业教育作为教育体系的子系统，应该与其他教育子系统之间横向互动，包括职普融通、职继融通等。最终实现中高等职业教育具有合理的规模结构，不同层次、类型教育协调共进，互利共赢，满足共同富裕对教育发展协调性的诉求。
从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的角度看。虽然产业升级和教育体系的高移是在高质量发展中推进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但任何一个国家的技术水平都是高中低技术协调并存的。产业高端化与结构多元化并不矛盾，只有人才结构完整，各行各业才能运转高效、顺畅有序、行稳致远，从而实现经济“内循环”。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构建，将中、高、本科职业教育既定位于为不同技术含量的产业提供知识能力结构不同的职业人才，也定位于为更高层次职业教育供给合格生源，实现教育链与产业链的协调发展，吻合共同富裕对产业、技术结构协调发展的诉求。共同富裕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一个动态发展、有先有后的过程，其在产业与技术领域的实践，同样也是一个先富带动后富、后富追求富裕的动态协调发展过程，需要通过“纵向贯通，横向融通”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打通技术技能人才成长通道、传导先进技术知识、培育可持续发展能力，从而为先富带动后富提供物质技术条件。
从就业结构的角度看，“就业”是职业教育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核心纽带，也是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基础。只有就业结构的各层次、要素之间协调配合，才能实现产出最大和效益最高。进入新发展阶段，企业的工艺、技术水平显著提升，技术知识的内容结构愈加丰富多样，其形成过程也变得错综复杂，单一学制层次的职业教育和短期的职业培训已难以满足部分职业岗位对劳动者技术技能的要求。这使得职业教育的需求端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包括通过中、高等职业院校参与学历型职业教育和通过高质量社会职业培训增强岗位就业能力或转岗优岗等。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构建，畅通了学制内外流动渠道，整合了职业院校与社会培训机构的资源优势，促使职业教育供给质量优质化、方式多元化、结构科学化，有利于满足不同社会群体就业创业的需要，助力人民群众更充分更高质量就业，符合共同富裕对就业结构协调发展的要求。
（三）面向人人的职业生涯教育吻合共同富裕的包容性
在高质量发展中推进共同富裕，要求提高发展的包容性，落实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的根本要求，坚持“人民中心、全面发展、公平公正”。2019年初，国务院印发了《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强调了职业教育要服务发展、促进就业创业，为终身学习服务，推动形成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良好环境。“面向人人”是职业教育类型发展的重要特征，也是更好地发挥其教育和社会功能的必然选择，符合共同富裕对教育发展包容性的诉求。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生源包容。与“精英”导向下的普通教育不同，职业教育对象面向人人，无论阶层、年龄、身份、性别差异，都可以终身接受职业教育和培训服务，体现了职业教育“有教无类”的特性。二是个性包容。职业教育通过现代学徒制等类型特色鲜明的教学模式，对个体实施有针对性的教学，注重挖掘潜能和张扬个性，满足个体不同生涯发展阶段的就业创业需求，体现了职业教育“使人人尽展其才”的特征。
在制造强国、科教兴国的高质量发展背景下，我们必须加快构建“国家重视技能、社会崇尚技能、人人学习技能、人人拥有技能”的技能型社会，通过完善技能形成制度促进劳动者动态技能水平和弱势群体就业能力的提升，从而改善个体生存状态。“建构技能型社会是基于‘机会公平’促进社会公平，具有充分的包容性”，契合共同富裕对经济社会改革的包容性诉求，需要职业教育彰显“面向人人”的类型特征，紧密对接经济社会发展的技能需求，依托“面向全体人民，贯穿全生命周期，服务全产业链”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向广大劳动者提供开放、多元、优质、包容的职业教育与培训服务，从而为共同富裕营造社会公平环境，激发全社会可持续创造财富的动力。
就个体自身发展而言，随着岗位的流动性日益增强，不仅下岗职工、农民工和退役军人等重要民生服务对象需要职业技能提升和再就业培训，作为支撑经济社会发展中坚力量的已就业劳动力群体也需要回归职业教育，通过引入科学知识、技术技能、职业能力等多重价值要素，优化自身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职业教育类型发展确立了“面向人人”的职业生涯教育，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导向，以服务终身多次就业为宗旨，将人才培养目标由工具价值导向下的功利性教育目标（“技术人”“职业人”）转向人文价值导向下的人本性教育目标“完整人”，吻合共同富裕“人民中心、全面发展、公平公正”的包容性特征，使职业教育成为通往“个体完整”和“社会完整”的桥梁，满足了人民群众对职业生涯发展的诉求。
（一）加强社会阶层流动功能助力公民权益的共有
从社会结构的角度看，现代富裕社会就是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形”社会，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最大，极贫、极富群体数量很少。当前，我国总体社会结构已由普遍贫困的“倒t字形”转变为贫富差距较大的“金字塔形”，但中等收入群体比重仍然偏低，“提低扩中”成为社会结构转型的必由之路。消解贫富差距和相对贫困是推动更多低收入群体跨入中等收入行列的关键一环，需要“通过社会平等来促进社会流动，在社会流动中实现全社会成员之间的起点公平、机会公平和规则公平”。
影响社会阶层流动的因素主要分为先赋性因素和后致性因素两类。教育作为重要的后致性因素，被视为提升个体资本存量、促进社会阶层流动、缓解社会基本权利不平等的“催化剂”。职业教育作为一种涉及更多弱势群体的教育类型，侧重技能属性人才培养，有力增强了弱势群体的反贫困、反排斥、反边缘化能力，具有“拔穷根”、消除代际贫困的重要功能。“可以说，职业教育在对弱势群体补偿机制构建、消除教育不平等、促进社会和谐公正方面具有独特的价值，是国家对弱势群体进行教育补偿和有效救助的重要形式和有效方式之一。”
在共同富裕的推进过程中，职业教育必须坚定类型自信，加强社会阶层流动功能，助力公民权益共有。“面向人人”导向下的职业教育内含起点公平机制，能保障社会弱势阶层的受教育权益，提升其人力、经济和社会资本存量，培育兼具科学文化知识、民主法治素养、先进技术技能的“新农民”“新工人”等劳动群体，实现社会整体“底部抬高”。同时，现代职业教育更侧重职业关键能力的培养，有效激活了学生创新创业的活跃度，使学生在技术渐趋智能、竞争日益剧烈的时代，具备一定灵活性和适应劳动力市场变化的能力。这不仅能改变职业院校毕业生被限定在次级劳动力市场的现状，还能帮助他们突破“文化屏障”和相对封闭停滞的阶层流动空间，共享平等社会权益，实现向上跃迁。
（二）提升技能人力资本助力物质文明的共建
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路径在于共同奋斗，“需要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参与，构建一个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共享的共建格局”。当前，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制约共同富裕实现的主要原因依旧是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因此，共建的客体主要是物质文明，关键在于提升全社会人力资本和专业技能，增强致富本领，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人力资本一般被理解为寄寓在劳动者身上具有经济价值的质量因素之和，其主要含量为知识和技能，且存在累积效应。通过各级正规教育、职业技术培训和健康保健等形式对人力资本进行投资，可有效提高劳动者的人力资本存量，提升社会劳动生产率，促进收入和经济增长，进一步推动物质文明繁荣发展。
技能人力资本是人力资本的核心组成部分和重要表现形式，与非技能人力资本相比，其获取方式灵活多样且增值作用更强，成效更显著、更直接。经济内生增长理论认为“内生的技术进步是保证经济持续增长的决定因素”，所以具有技能人力资本优势并能有效利用或创造先进生产技术的劳动者无疑成为共建的重要主体。这类劳动群体有能力促使先进科学知识被恰当应用到生产实践一线，加速理论知识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从而“做大蛋糕”，也能将技能作为资本进行投资从而共享企业剩余价值，做到“分好蛋糕”。现代职业教育是积累技能人力资本的重要途径，也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使人力资本和科技进步之间形成高技能均衡的重要保障”，能有效推动我国人口资源红利向人力资本红利转变。
职业教育类型发展要以服务经济、促进就业为价值导向，侧重于技术技能供给再升级，提升劳动者的技能人力资本，助力物质文明的共建。职业教育依托“开放、多元、包容”的特色办学模式，能有效衔接企业培训，与企业共建教育资源共享平台，提升在岗职工的职业整体素质，为现代产业发展供给更多高水平技术技能人才、能工巧匠、大国工匠，助推“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中国创造”转型升级。农村职业教育能广泛开展农村劳动力技能培训、创新创业教育和富余劳动力转移培训，优化乡村劳动者非农职业技能储备，培养乡村经济发展的引领者、乡村生态美化的维护者、乡村文化存续的传承者、乡村治理有效的践行者，为乡村振兴战略提供强劲的智力服务、技术支撑和创新动力。
（三）传承创新技能文化助力精神文明的共享
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事实上，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来的发展，我国人民物质生活已达到一定富裕程度，但物质富裕并非必然带来精神富裕，部分群众的精神文化水平落后于物质生活的发展。精神贫困已经成为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新征程中亟待解决的难题。要实现由精神贫困走向精神富裕，必须瞄准广大人民群众的新需求、新期待，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多渠道共享内涵丰富、形式多样的精神文化体验、公共文化服务和文化产品供给等精神文明财富，不断激发文化传承创新活力，促进新时代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增强人民群众文化获得感、幸福感、满足感，坚定全国各族人民的文化自信。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技能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技能文化源远流长，凝聚着以“庖丁解牛”“卖油翁”为代表的古代工匠文化底蕴和以“两弹一星”精神为引领的中国特色工业文化内涵等历久弥新的精神财富。进入新时代，传承创新以“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为内核的技能文化，既是表现中华传统文化魅力、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职业教育发挥文化传承功能，实现“以文化人”的核心和关键。
职业教育作为与技能衔接最密切的教育类型，是传承创新技能文化的重要载体。职业院校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强调“内外兼备、知行合一、德艺双馨”，更注重渗透中国传统文化、弘扬工匠精神，能打破技术与文化融合的壁垒，使其毕业生成为技能文化传承创新的引领者。职业教育在践行黄炎培“平民化”教育思想的进程中，能将技能文化产品和服务传播到乡间地头，丰富农村、偏远山区的精神文化生活，消解农民等弱势群体的精神贫困。另外，职业院校在参与“一带一路”教育行动、世界技能大赛等过程中，可以吸纳其他国家和地区传承创新技能文化的成熟经验，并向世界展现中国优秀技能文化成果，彰显文化自信。
（一）以创新发展为导向完善实践政策
职业教育政策长期发挥着优化职教资源配置、规约利益相关方权责和解决职教实践问题的重要作用，对于促进职业教育类型化转变意义重大。在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围绕职业教育“大有可为，大有作为”的新形势、新背景下，以职业教育创新发展为导向，不断完善职业教育政策制度体系，切实发挥政策的引导、管制、分配和调控功效，可为职业教育类型发展促进共同富裕提供不竭动力。
首先，充分把握共同富裕的科学内涵，强化职业教育政策供给的系统性和针对性，稳固职业教育类型地位，为“共富”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各级政府要以新职教法的实施为基点，系统设计制定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继续教育等其他教育类型融通的政策，完善职教高考、1 x证书、国家资历框架、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等政策制度及相关配套政策，形成衔接紧密、协调配合、覆盖职业教育全系统的政策制度体系。另外，地方政府要充分考虑城乡、区域间的资源禀赋差异和职业教育区域性类型特征，制定更符合地方实际的支持政策，重点加强对民族地区、偏远地区、贫困地区的政策倾斜，提高对贫困学生的奖助学金政策资助，优化对特殊群体的政策保障，切实维护弱势群体接受职业教育的权利，落实机会平等。同时，各地还要加快完善职业教育东西协作、对口帮扶政策，为先富带动后富提供政策支撑。
其次，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抓手，转变职业教育政策的工具价值取向，回归育人本真，促进全体人民物质、精神生活都富裕。在政策制定上，不仅要关注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和职业教育类型特征，还要充分考虑教育主体的身心发展规律，重视学生自我价值的实现。职业教育政策目标要由外向内转变，回归教育性本质，体现学生的主体性、文明性和创造性，侧重于发展学生个性、挖掘潜能、开发创造力，逐步引导职业院校培育全面发展社会公民。在政策内容上应提高内容的丰度、厚度和广度，关注学生的精神文化需要。职业教育政策“不仅对学生专业课程的内容和标准作出一定的要求和规范，还应对和学生相关的人文学科的开设做出相应规定”，引导职业院校在教育教学中渗透工匠精神、劳动精神、劳模精神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帮助学生共享精神文明财富。
最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公民权益共有为准则，提高民众的职业教育政策参与度，缩小社会隐性差距，让职业教育真正成为人民满意的教育。政策制定者要完善多渠道信息共享机制，全方位了解不同区域职业教育现状和不同社会阶层的职业教育诉求，重视行业企业、学生家长等利益相关方的意见建议，提高职业教育政策的民主性、适应性、科学性和可行性。另外，政府要用多重制度保障弱势群体的政策权益，通过立法维护弱势阶层对职业教育政策制定、执行和监督的参与权和建议权，提升弱势群体参与政策过程的能力，并对提出创造性、建设性、前瞻性建议的参与者予以一定奖励。
（二）以支撑制造强国为面向优化办学模式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强调要“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没有生产力高度发展和经济结构持续优化，共同富裕如同无根之木、无水之萍。2015年5月，国务院印发的《中国制造2025》指出，“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主体，是立国之本、兴国之器、强国之基”。我国由“制造大国”迈向“制造强国”，需要职业教育形成彰显类型特征的办学模式，为建设“制造强国”夯实技能型人才根基。
首先，职业教育要坚持“面向市场、服务发展、促进就业”的办学方向，适应中国经济新常态、人才市场新需求、产业发展新起点，着力推进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有机衔接。职业教育类型发展要锚定创新驱动战略，进一步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大力支持政校行企凝心聚力共建科技创新平台，突破新技术应用的“最后一公里”，打造职业教育创新高地，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新机遇、新机制。面向产业转型升级，职业院校要加强对《中国制造2025》“五大工程”“十大领域”等新兴产业的职业教育供给，结合自身实际开设相关专业，建设与产业发展同频共振的专业群、专业教学资源库和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助力毕业生更充分更高质量就业。
其次，职业教育要打造开放多元的办学形式，适应制造业智能化、网络化、数字化发展趋势，满足生产服务定制化、职业岗位精细化、职业发展生涯化、技能形成个性化的现实诉求。各级政府要结合自身实际和试点成功经验，着力推广集团化办学、东西部合作办学等成功办学模式，积极探索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民办职业教育、政行企校联合举办职业教育等契合不同类型技能形成规律的办学形式，营造“百花齐放”的职业教育办学新格局。政府还要着力填补职业培训缺陷，打破学制化办学困局，通过国家资历框架、学分银行等职业教育类型化发展的关键制度，统整企业培训、社区培训等非学制化办学形式，赋予其同等办学地位和有效成果认证，从而吸纳更多技术技能劳动者参与更高层次的职业培训，达到育训并重和双向并举。职业培训机构要强化新形势下人工智能、大数据等信息技术应用，构建“互联网 职业培训”下的交互式线上技能培训平台，突破传统培训形式的时空边际，促进在岗职工技能水平提升和职业生涯发展，增强失业人员、农民工等弱势群体的技能人力资本。
最后，职业教育要构建层次健全、衔接顺畅的办学体系，适应“中国智造”对人才需求层次高移趋势，培养高端技术技能型、复合应用型、创新型人才。职业教育一方面要以适应新技术、新岗位、新职业对从业者知识能力的新要求为要义，逐步实现办学层次高移；另一方面要以促进阶层流动、生涯发展、就业创业为动能，理顺各办学层级间的衔接关系，搭建畅通的职业教育升学通道，最终形成“纵向贯通，横向融通”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各级政府要着力构建彰显职业教育类型属性的招生体系、专业课程标准体系和升学考试体系，指引职业院校开展高端技术技能人才贯通培养，使职业教育成为我国扩充中等收入群体和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动力源泉。
（三）以职业关键能力为指向提质增优
“人的全面发展是共同富裕的根本价值目标。”⑩马克思认为，能力的拓展与延伸是个体全面发展的核心、基础和前提。通过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实现共同富裕，不仅要创造自由、全面、优质的社会空间，更要为个体培育适应生涯发展的关键能力。进入智能化时代和新发展阶段，职业教育必须面向学生全面发展提质增优，着重培养学生支撑生涯发展、符合时代要求、适应未来社会的职业关键能力。
首先，将职业关键能力融入职业教育课程体系建设，重构培养学生职业关键能力的“专项 融合”特色课程体系。各级职业院校要遵循职业关键能力形成和发展规律，基于不同类型能力的特性，开设目标、内容等课程要素适应各类关键能力培养的专项课程，包括部分公共基础课程和附加讲座、培训、项目等。另外，各级职业院校还要以学生职业关键能力形成为主线，加强专项课程与专业课程的相互融合。一方面，将stem教育理念融入关键能力培养专项课程开发，整合针对不同关键能力的专项课程内容，构建跨领域、跨学科、跨学段的职业关键能力专项课程内容体系。另一方面，采用“一体化形式”，将职业关键能力要素融入专业课程要素之中，开发技术知识增长和关键能力发展并重的专业课程组织模式，促使职业院校学生技术技能与职业关键能力培养步调一致。
其次，将职业关键能力融入职业教育教学模式，打造能力导向型课堂教学范式。一方面，各级职业院校要牢固树立“启发、开放、生成”的课堂教学理念，在课堂教学目标中融入明确、具体、可测的关键能力目标，侧重实践能力与综合职业能力养成，彰显职业教育实用性类型特征；另一方面，要强化学生在知识积累和能力提升中的主体地位，探索利于职业关键能力生成的教学形式。各级职业院校要加快推进课堂教学的信息化、项目化、模块化改革，积极对接关键能力标准、职业标准和企业岗位标准，利用产教融合的实训基地和虚拟仿真的教学平台将课程学习融入职业情境、生产情境和社会情境中，开辟适应参与式学习、体验式学习、团队合作学习的学习环境，构建多重资源有机整合的学习共同体。
最后，将职业关键能力融入职业教育学业质量评价，建立学生能力发展动态评价体系。各级职业院校要根据不同层级学生的职业关键能力指标要求，完善相应质量评价标准，将职业关键能力内涵具象化为能观测、可对比、易操作的评价内容。同时，学校要以服务学生全面发展为根本宗旨，确立发展性评价理念，充分利用数字化学习环境，开发综合能力测评系统，引入包括学生个体、行业企业及中介评估机构在内的第三方评价组织，构建多种方法结合、多元主体参与、面向发展全程、关注个体差异的动态评价体系，助推学生职业关键能力的培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