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与国家对外开放战略的实施离不开职业教育国际化的助力。稳步推进职业教育国际化，需要坚持“顶层设计”与“基层创新”双向并举、“制定规则”与“遵守规则”双轨并行、“引进来”与“走出去”双轴驱动。结合我国职业教育国际化的应然需求，审视德国、日本、澳大利亚的发展实践，我国可通过健全职业教育国际化政策体系、创新职业教育国际化支撑体系、建立职业教育国际化质量评估机制来稳步推进职业教育国际化进程。
（一）国家对外开放战略的实施需要职业教育国际化的支撑
历经新中国成立以来70余年的飞速发展，我国业已成为世界第一大工业国、世界第一大贸易国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制造”在世界产业链中的位置越来越凸显，影响力不断攀升，中国的商品、信息、技术、服务、人才等正在国际市场上快速流动。在全球化持续深化的必然趋势背景下，职业教育能充分发挥与产业紧密联系的独特优势，巩固优势产业领先地位，有力服务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格局，助力外循环赋能和国际产能合作，增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运行，提升资源供应保障能力。尤其对于技术技能人才来说，对接国际最新标准体系与文化观念，掌握国际先进的通用能力与核心技能成为实现自身专业化发展的必要条件。
教育对外开放是我国改革开放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从2016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的《关于做好新时期教育对外开放工作的若干意见》，到2020年教育部等八部门联合出台的《关于加快和扩大新时代教育对外开放的意见》，我国教育国际化发展已从初期的框架构建向内涵建设转变。《教育部2022年工作要点》进一步明确要“培养一大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优秀青年人才，大力加强人才国际交流，举办国际性职业教育大会” 。
教育主权是国家主权的一部分。国家对外开放战略的实施需要教育国际化的支撑，中国特色的职教品牌伴随标准和服务走出去，将成为教育对外开放的新增长极。尤其是随着我国“一带一路”倡议不断走深走实，我国与沿线国家在经贸、教育、旅游、航空等各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使得对国际化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陡增。职业教育能否契合国际化发展趋势，适时培养一大批具备国际视野和精深技能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成为我国对外开放战略迈向新台阶的关键，而稳步推进职业教育国际化则是实现上述目标的首要前提。
（二）稳步推进职业教育国际化是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要
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职业教育体系，现有职业院校1.13万所、在校生3088万名，职业教育实现历史性跨越。但是，我国职业教育长期以来面临的“质量危机”并没有随之消除。究其原因，随着人们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过去以规模扩张为核心的办学模式已难以满足当下人民群众的发展诉求，有效服务人的全面发展和支撑经济社会发展将是我国职业教育未来发展改革的标靶方向。同时，全球范围内的产业转型升级和经济发展，对新时代职业教育发展提出了新要求，职业教育需精准对接国际市场需求，通过进一步增强适应性，推动自身高质量发展。
经济全球化开启了劳动力市场国际化进程，劳动力市场国际化又对职业院校培养国际化技术技能人才提出了更高要求。2021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的《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明确提出：“推动职业学校跟随中国企业走出去，拓展办学内涵，积极打造一批高水平国际化的职业学校，推出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专业标准、课程标准、教学资源。”
立足职业教育发展新阶段，稳步推进职业教育国际化进程，学习借鉴国外职业教育发达国家的办学实践，同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分享中国职业教育发展经验，将职业院校置于更为广阔的国际大环境中，与西方先进国家职业院校、应用技术大学等互相学习借鉴，是提升我国职业教育吸引力和竞争力的重要举措。
（三）类型教育的确立和巩固为推进职业教育国际化提供坚实土壤
近年来，职业本科教育的稳步发展打破了职业教育长期以来止步于专科层次的“天花板”，满足了人民群众对更高质量、更高层次职业教育的需求，提升了职业教育的认可度和吸引力。从“层次”到“类型” 的跃迁，标志着职业教育开始步入高质量发展历史新阶段。它拓宽了劳动者尤其是青年人才的成才渠道，帮助他们畅通了技能立身、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搭建了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广阔舞台。通过对全国劳动模范、大国工匠的宣传，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所打造的劳动光荣、精益求精的社会风尚，逐渐获得社会各界广泛支持，技术技能人才的社会地位有了一定程度的提升。
为改变“重普轻职”的传统教育偏见，塑造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同质等效、平等对话的价值理念，自2019年起，我国连续出台《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职业教育提质培优行动计划（2020—2023年）》和《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2022年5月，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施行，首次以法律的形式明确规定了“职业教育是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教育类型，是培养多样化人才、传承技术技能、促进就业创业的重要途径”，使得职业教育作为一种类型教育的重要地位得以确立。我国通过社会风尚的营造与国家政策的落实落细，推动职业教育与产业发展“同频共振”，全面提高职业教育办学质量和社会形象，为职业教育走出去，提升国际影响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样，提升国际化水平也是职业教育强化价值创造的重要彰显。
首届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召开后，职业教育国际化作为新时期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的有力举措，是目前职教战线和社会大众关注的重要议题。推进职业教育国际化既不能盲目冒进、一哄而上，也不能止步不前、畏首畏尾，要坚持稳步发展的基本原则，正确把握三个基本遵循，科学有序地推进职业教育国际化进程，实现稳中谋进、稳中有为。
（一）“顶层设计”与“基层创新”双向并举
稳步推进职业教育国际化是一个错综复杂的系统工程，既涵盖文化、观念、技术、制度等宏观要素，又包括人力、资金、设备资源、信息等微观成分，还涉及政校行企多界别主体和跨文化差别，其发展是一个由表及里、层层递进的渐进式发展过程。因此，我们既需要完善顶层设计，更要在基层实践中积累宝贵经验，共同推进我国职业教育国际化向纵深发展。
政府部门需要进一步廓清自身的角色定位，成为战略的制定者、资源的聚集者和方向的把控者，立足职业教育发展新阶段，统筹协调各相关影响因素，优化相关政策法规，做好顶层设计，充分激发职业院校在国际化发展进程中的行动力和向心力，为其健康快速发展提供战略引导和政策支持。职业院校作为我国职业教育国际化战略的主要参与者，实施战略计划、实现战略目标的中坚力量，应最大限度地发掘在国际化进程中的内生动力，凝练和总结实践经验，并在相关政府部门和社会组织推动下，将这些经验提炼升华，纳入相关援助框架，助力职业教育国际化行稳致远。
各级政府还应赋予职业院校充分的自主权，鼓励不同层级、不同类别、不同地域的职业院校进行异质化试点，探索“一地一策”“一校一策”的特色化发展模式，帮助各级各类院校依据自身发展方向和发展规划找准自身在职业教育国际化中的发展路径；同时院校的实践也为政府部门改进完善相关政策提供依据，促进顶层设计与基层创新的互联互动。
（二）“制定规则”与“遵守规则”双轨并行
之前，我国职业教育国际化的发展主要是在办学要素与办学方向上不断调整优化自身办学模式，引进国外先进理念和资源，对接和参与国际标准制定。这是过去职业教育国际化的重要经验和路径，但由于缺乏足够的话语权，我国长期以来主要是对国际规则的被动适应。
稳步推进职业教育国际化的过程不是一味遵守既有国际标准的过程，更重要的是通过结合自身独有发展经验树立和推广具有中国特色的规则与标准，这既是我国推进职业教育国际化的底层逻辑，更是衡量我国职业教育国际化发展效果的关键评价指标。积极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安全倡议，教育需要更多地参与全球治理，这呼唤我们加强对目前国际规则的掌握和影响，争取更多新规则制定的话语权，在参与全球治理的过程中，稳步推进中国职业教育国际化，分享中国发展模式。职业教育国际化过程中要遵守国际规则，积极参与国家标准的制定；同时，需根据我国的办学特色，引领国际规则和国际标准制定，既积极参与竞争又务实推动合作。若缺乏对现行国际规则的遵守与适应，将难以把握世界职业教育的发展样态，更难以对接新兴的国际需求；但如若始终囿于既有国际规则，缺少对其批判性反思，那么也将会失去引领世界职业教育发展的契机。
因此，我国在稳步推进职业教育国际化进程中，一方面要积极汲取国际上先进的职教发展理念，完善我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另一方面要以国际平台为依托，向世界共享中国职教经验，始终坚持“制定规则”与“遵守规则”双轨并行，不断积蓄自身发展效能，逐步在国际上实现引领创新。
（三）“引进来”与“走出去”双轴驱动
长期以来，为了赶追发达国家职业教育的发展步伐，缩小发展差距，我国积极学习国外先进的职业教育理念和模式，如德国“双元制”办学模式、澳大利亚tafe（technical and further education，职业技术教育）学院、欧盟国家资历框架等，结合国情加以创造性吸收，探索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府主导、以学校教育为主体的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人才培养模式，服务了经济高质量发展需求和产业转型升级需要，我国职业教育国际化发展具备了相应基础。
当前，各国的职术教育发展模式囿于技能劳动力供给规模、效率和质量、政治制度、对职业技术教育的投入水平和接纳程度等方面的差异，形成了适应本国当前的职业技术教育发展的不同模式，如，英国为代表的市场主导培训模式、以德国为代表的企业主导的学徒训练模式、以法国为代表的政府主导的专业化学校教育模式和以美国为代表的政府主导的综合化学校教育模式等（图1）。每种职业教育模式的形成有其经济政治和社会文化等制度基础，还与国家举办职业教育的目的有关。可以说，职业教育领域不存在国际的“最佳模式”，因此，学习国际经验还得“摸着石头过河”。
当前，“中国制造2025”进入实施关键阶段，“鲁班工坊”携“工匠精神”正走向世界，其中，提升适应性是我国职业教育能否“走出去”，实现国际化发展的关键，这主要表现为我国的职业教育标准、制度、模式等能否被其他国家所接受和认可。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规模最大的职业教育体系，为提升职业教育的适应能力，需廓清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职业教育改革进程中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与规律，为国际提供示范指导，进而在国际层面获取更深层次的互信，更好地实现“走出去”。
“引进来”与“走出去”是稳步推进职业教育国际化的两翼，二者并存不悖。我们既需要主动吸收借鉴世界各国职业教育的先进发展经验，提高办学质量与品质；同时也需要在国际上积极传播我国职业教育的特色化办学经验，助力中国职业教育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德国、日本、澳大利亚的职业教育之所以能够办出特色、办出水平，引领世界发展潮流，与其国际化发展战略密不可分。厘清这些国家在职业教育国际化进程中的发展举措与既有经验，对新时期稳步推进我国职业教育国际化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德国职业教育国际化
20世纪末，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兴起，德国曾引以为傲的职业教育与制造业都开始显现颓势。为保持自身在国际社会中的优势地位，德国政府以变应变，积极调整，加快推进职业教育国际化进程，多措并举，提升职业教育竞争力和吸引力，推动德国职业教育国际化发展。
一是改革学位制度。德国职业教育主要由应用技术大学（fachhochschule，简称fh）承担，类似于国际上本科层次的教育，在德国乃至世界享有很高的声誉。但与综合性大学不同，应用技术大学并不具有博士学位授予权，向毕业生颁发的学位证书也带有“fh”的标识，缺乏与其他国家高等教育的融通与互认，阻滞了德国职业教育的国际化进程。1997年始，德国依次通过和修订了《德国高校总纲条例》与《联邦大学基准法》，改革传统学位制度，正式引入英美式学位制度。通过此次改革，应用技术大学开始拥有授予学士和硕士学位的权利，且其学位证书也不再带有“fh”的标识，学士学位的取得需要3~4年，取得学士学位后可继续通过一至两年的学习获取硕士学位。新的学位制度从制度层面实现了职业教育文凭与高等教育文凭的等质同效。
二是建设学分体系。20世纪90年代，随着欧洲一体化进程向纵深发展，欧盟学分体系应时而生。为实现与欧盟学分体系的对接，德国通过改革传统教育认证所采取的学时制度，积极建设德国职业教育学分体系（decvet），实现与欧盟学分体系的相互兼容。就内部兼容性而言，德国职业教育学分体系与德国的教育发展战略相契合，与综合性大学的学分体系相贯通；就外部兼容性而言，德国职业教育学分体系与欧盟的教育体系和教育框架相衔接，与欧盟学分体系相兼容。自此，德国顺利完成了与欧盟其他国家之间学分的贯通与转换，通过增加流通性提升德国职业教育在国际上的认可度。
三是构建评估体系。优质的办学质量是职业教育国际化的基本前提，从《巴黎宣言》到《布拉格宣言》，其核心都是要构建一个和谐共生、相互协调的欧洲高等教育区，完善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德国通过设置跨州与跨国的教育评估机构，开展以五年为一个周期的办学质量评估，评估专家组成员主要由各州教研部部长、国际教育专家、行业企业代表等主体构成，重点对办学条件、教学设施、教学管理、师资队伍、专业设置等方面进行综合评判。全面的办学质量评估体系保障了德国技术技能人才的培养质量，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
（二）日本职业教育国际化
1954年，日本加入“科伦坡计划”，积极与发展中国家开展技术合作，重新开启了二战后的国际教育交流合作。同时，日本通过“两个留学生计划”促进日本高等教育国际化不断走向深化，为职业教育国际化发展提供了土壤。
一是推进跨国职业教育合作。日本通过国际人才交流协会、国际交流科等国际交流机构积极推进国际教育合作与国际理解教育。长期以来，日本不断鼓励本国职业院校、职业教育机构与国际知名大学和教育机构建立友好关系，全方位开展教育、科研等方面的交流互动。早在1994年，与日本建立友好交流关系的职业高中已达到997所，友好交流学校分布于29个国家。缔结友好学校最多的国家是美国，为347所学校；其次是澳大利亚219所，韩国111所，加拿大81所，中国73所。
二是推行国际标准化教育。为对接国际标准化规范，1949年日本出台《工业标准化法》，旨在通过普及工业标准来推动工业标准化的发展，提升工业产品质量。2005年，日本标准协会遵照日本经济产业省的要求开始普及国际标准化教育；2013年，为进一步推动国际标准化建设，日本政府开始推动职业教育与大学之间国际标准化教育的融合互动，并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国际标准化教育研讨工作。日本将职业教育更名为专门（专业）教育，除设立专门高中，在普通高中也开设专门科或专门课程。新设“专门职大学”制度，克服普通大学过度聚焦学术，短期大学无法应对社会对高端技能型人才的需求问题。同时，文部科学省通过对世界各国职业能力开发模式的广泛调研，指导职业能力开发工作，积极开设“技术者伦理教育”等国际标准化课程，着力培养技能人才对他国文化的理解能力。
三是提升国际化办学质量。以1998年发布的《21世纪的大学形象和今后的改革方案》为基本遵循，日本不断开拓国际视野，进一步聚焦职业教育院校与机构的办学质量建设，推动职业教育质量评价与国际职业标准相契合。1999年，日本设立日本技术人员教育评估机构（japan accreditation board for engineeing education），主要负责包括职业教育在内的高等教育机构的认定与审查工作，并不断对标国际教育质量标准，对自身基本体系进行动态调整。同时，通过修订《教育基本法》和出台《大学设置基准修正》，鼓励职业教育院校与机构进行异质性的教育改革，加快职业教育国际化进程，并对其中表现突出的院校和机构给予财政资助。
（三）澳大利亚职业教育国际化
1997年，澳大利亚发布《跨境学习：职业教育与培训教职员工发展国际化报告》，正式提出“职业教育国际化”，并将其总结为五大核心内容。
一是推动职业院校国际化。1995年，澳大利亚出台《国家战略规划1995—1997》明确提出，要采取多种手段增强与国际上其他国家职业院校的合作交流，提升澳大利亚职业院校对国际经济、政治和社会环境的适应性。为此，澳大利亚一方面规定了政府、行业企业、第三方机构在职业院校国际化中的权利与责任，使其各安其位、各尽其责；另一方面积极拓展海外市场，根据不同的国家与地区制定差异化的拓展战略，提供境外职业教育，将职业院校国际化作为tafe学院的鲜明特征。
二是推动教职员工国际化。1995年，彼得·卡恩斯受澳大利亚国家培训局委托，对澳大利亚的tafe学院与培训机构进行了大规模的访谈与调研，并于1997年形成《卡恩斯报告》，详细解析了教职员工在职业教育国际化进程中所需具备的五个关键能力，即国别知识、跨文化能力、管理能力、全球取向和自我超越。
三是推动学生国际化。澳大利亚将提升学生的国际流动性作为推动学生国际化的重要举措，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扩大留学生招收规模。澳大利亚分别于1995年和2000年接续通过《国家战略规划》和《海外学生教育服务法》，全面保障留澳学生权益，吸引其他国家学生赴澳接受职业教育。另一方面是支持本国学生出境学习。联邦教育与培训部专门设置奋进流动助学金，鼓励职业教育学生、本科生、研究生前往他国进行学习交流，增进国际理解。
四是推动资格框架国际化。2011年，澳大利亚资格框架委员会开始积极推进澳大利亚资格框架与其他各国资格框架的对接工作，以此增强不同国家与区域间的资格认定，增强学生和技术工人的国际流通性，提升各国之间的相互理解与支持，为优化澳大利亚现行资格框架提供依据。
五是提升跨境职业教育质量。职业教育国际化的最终目标是使澳大利亚职业教育成为国际最佳实践，进而增强澳大利亚职业教育国际影响力与话语权，而提升跨境职业教育质量则是其核心所在。故此，澳大利亚于2005年发布《跨国教育与培训国家质量战略》，并连续4年投入上千万澳元，旨在保障跨境职业教育能够达到本土职业教育的办学质量，使澳大利亚的职业教育得到国际社会的肯定。
德国、日本、澳大利亚之所以能在职业教育国际化进程中取得突出成果，正是源于其创新精神，敢于摈弃陈旧观念、打破既有体制。随着，“中国制造2025”“一带一路”倡议持续推进，如何推动中国职业教育“引进来”和“走出去“，需要进行统筹规划与系统设计。
（一）健全职业教育国际化政策法规体系
德国的“双元制”、日本的“产学合作”和澳大利亚的“tafe”模式都曾风靡世界，是世界各国争相模仿和借鉴的标杆与典范。同时，当传统模式不能继续适应复杂的外部环境时，德、日、澳等国又都通过及时颁布、完善相关政策法律来推进职业教育的国际化发展，以期在全球化进程中进一步巩固比较优势，如德国出台《职业教育促进法》《企业基本法》、日本制定《教育振兴基本计划》《工业标准化法》、澳大利亚颁布《澳大利亚tafe国际化国家框架：tafe学院指导方针》等。因此，不断主动适应市场需要，完善制度发展体系，是发展职业教育的一条重要国际经验。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也制定和颁布了许多推进教育国际化的政策法规，如：2016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做好新时期教育对外开放工作的若干意见》要求“拓展有关国际组织的教育合作空间，参与国际教育质量标准研究制定，参与制定职业教育国际标准”。202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指出“培养造就更多国际一流的战略科技人才、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青年科技人才后备军”，2022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提出“国家鼓励职业教育领域的对外交流与合作，支持引进境外优质资源发展职业教育，鼓励有条件的职业教育机构赴境外办学，支持开展多种形式的职业教育学习成果互认”。这些政策与法规为我国教育国际化指明了方向，但也应看到，现有政策仍集中于宏观层面，缺少微观层面的配套政策支持，同时也缺乏关于推进职业教育国际化的专门性政策法规，如加强职业教育的国际合作交流、拓展职业院校国际化办学、培养国际化技术技能型人才等。
为稳步推动职业教育国际化进程，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我国应加快建立健全职业教育国际化相关政策法规体系；同时，在政策制定过程中，需要把握两个重要原则：一是要坚持教育行政部门与行业主管部门共同参与的原则，教育行政部门与行业主管部门是职业教育国际化政策制定过程中的重要主体，各自发挥着不同的作用，教育行政部门需聚焦于宏观战略制定和规划指引，行业主管部门则要依据产业发展需要和企业发展需求落实落细国家战略，同时与地方共同出台职业教育国际化的相关细则。二是要彰显职业教育的类型特征，目前而言，我国职业教育国际化的相关政策仍散落于整个教育国际化的政策范畴中，但职业教育作为一种与普通教育同等重要的教育类型，在人才培养、校企合作、专业设置、知识生产等方面都具有鲜明的个性化特征，因此，稳步推进职业教育国际化需要加快专门化政策的研制，助力其稳中提质。
（二）创新职业教育国际化支撑体系
德国通过搭建终身学习资格框架（dqr）对接欧洲职业资格框架（eqf），保障德国教育资源在欧盟各成员国之间的自由流动。1983年始，日本先后制定两个留学生计划，强化外语教学、开设国际事务课程、推进跨国院校协同开展研究，同时不断加强与海外企业的合作，校企合作协同育人。1972年，澳大利亚废除了限制有色人种入境的“白澳政策”，颁布了新的宽松的移民政策，澳大利亚通过制定《国家语言政策》提升澳大利亚职业教育的国际包容性与多样性，促进了与国际多元文化的交流。
我国职业教育国际化支撑体系的构建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多个不同维度，但就其关键而言，主要需要从三个方面着手。
首先，打造国际化课程体系。课程是人才培养最基本的细胞，人才培养最终要依托课程。在职业教育国际化初始形态时，其课程体系的构建重心停留于要素引进，集中表现为开设外语课程，引进他国教材、课程包等。随着职业教育国际化程度的不断加深，我国职业教育国际化课程体系需从单一的要素引进转化为全面的标准对接，逐步将课程标准、课程资源开发引向深入。具体而言，需依据国家职业标准内容，引进先进课程与国际证书，建立联动课程开发机制，优化课程结构，同时，鼓励行业、企业等社会力量参与课程开发、设计与评价全过程，将产业发展需求有机融入课程内容，形成中外对接、产学融合的国际化课程和培训体系，以小切口推动制度型开放，增强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的影响力。
其次，开展立地式科研服务。长期以来，我国职业院校对科研开展存在误区，遮蔽了科研在促进人才培养、反哺教学中的功能。区别于顶天式科研服务，职业院校开展的立地式科研主要聚焦于产业生产流程的优化与技术技能创新。职业教育是一种跨界的教育类型，在职业教育国际化进程中，要充分坚持科研的引领性地位，吸引多个学科的学者参与职业教育国际化研究议题，由此沉淀和凝聚一批高水平职业教育国际专家，提升我国与他国开展国际交流的质量与效率，更好地服务“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国制造强国建设的战略目标。
最后，搭建国际化信息交流平台。职业教育国际化信息交流平台作为推进各国优势互补、资源共享的职业教育发展新平台，应具备三个基本特征。一是互联互通。国际化信息交流平台能够帮助具备共同发展愿景的国内外职业院校组成发展联盟，平台内各成员校开放信息、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畅通合作渠道，降低合作成本，共享先进教育经验与优质教育资源，实现共同发展。二是资源共享。国际化信息交流平台通过将职业教育国际化的众多关键要素进行整合并重构，使其达到资源配置的最优状态，形成资源分配新机制，为各国职业教育国际化开拓新空间。三是互利共生。共生性是系统中不同生物之间的紧密互利关系，是向更优越进化循环跃迁的必经阶段。职业教育作为一种教育类型，不仅是经济发展的助推器，更是人个性发展的动力源。职业教育与不同产业相辅相成，与区域经济社会良性互动，通过构建和优化产业或行业生态网络，不断创新合作形式、拓宽合作内容、深化产学研合作，缩小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之间鸿沟，打造国内外产业链、创新链上不可或缺的技术技能人才，为产业赋能，打造职业教育与产业发展的命运共同体，协同实现价值创造。企业与学校的跨界合作是职业教育协同育人的结构形式。各类参与主体共荣共生，政府、院校和行业企业参与各方分工协作，扩大共赢区，最大限度地关照各方利益诉求，从服务国内开放逐步走向伴随产业链上下游九游会体育首页的合作伙伴的国际开放，推动职业教育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三）建立职业教育国际化质量评估机制
澳大利亚为使职业教育成为国际最佳实践，始终将提升职业教育办学质量作为其政策制定的核心，对内通过出台《国家职业教育与培训监管者法》将职业教育国际化的控制权划归联邦政府所有，对外通过出台《国家质量战略》建立风险本位监管框架，同时吸收iso9000国际质量体系认证中的风险指标，进一步提升评估的科学性。日本通过技术人员教育评估机构（ja-bee）对国际通用的技术人才进行评估与认定，同时通过高质量技术人才培育机制的建立，大大提升了本国职业教育核心竞争力。如，通过建立产官学合作机制设置“产学官连携推进中心”，明确各自在国际化进程中的权责范围；通过建立师资质量保障机制打造面向国际化的师资队伍，鼓励教师带领学生进行海外进修，提升师生的国际化素质。
当前，我国职业教育国际化发展层面仍未建立起科学有效的质量评估机制，评估工作通常是与普通教育一起开展，难以彰显职业教育的类型特征。因此，为稳步推进职业教育国际化发展进程，建立职业教育国际化质量评估机制势在必行。就本质而言，开展职业教育国际化质量评估的价值追求并非是为了分高低、辨优劣，而是为了更好地把握我国职业教育国际化发展的现实样态，厘清职业院校国际化办学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为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问题开处方、找对策，同时总结提炼职业教育国际化办学中的既有经验，改变过去“零星散发”的局面，打造提炼具有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组团出海”的国际化模式。
在评估主体层面，要集中政府部门、职业院校、行业企业、社会大众等多元主体的力量，同时依据利益相关性的强弱，合理划分不同主体意见的权重比例，探索设立职业教育国际化质量评估机构，形成政府主导、学校主体、企业主动、社会参与四维一体的质量评估机制，全面推进职业教育国际化发展进程，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在评估经费投入支持方面：一方面，需要提高职业教育国际化投入经费在公共教育经费中的占比，加大对职业院校国际化办学、学生留学、教师进修、课程更新等方面的支持力度；另一方面，需要建立多元化的经费投入机制，鼓励各类社会力量以投资、资助等形式参与职业教育国际化相关项目，形成“政府统筹 社会参与”的投入模式。在评估内容方面，国家可构建职业教育国际化评估指标体系，明确未来发展方向，使各地在推进职业教育国际化的进程中有规可依、有据可查，同时，地方需以自身的传统优势和重点产业为基础，结合职业院校发展的现实状况和发展特色，对指标体系进行完善与优化，促进提升职业院校的国际化水平。
引用本文请标注：邱懿，何正英，杨勇.稳步推进职业教育国际化：基础、遵循与借鉴[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22（29）：34-41.